来源：《“四人帮”兴亡》

作者丨叶永烈

王洪文挥霍回上海

在1975年国庆佳节之际，新华社发布的国庆节影像资料中，揭示了王洪文的身影所在。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与上海市民共庆国庆佳节。”

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王洪文的照片虽被融入国庆欢庆场景之中，却并未成为焦点。然而，回溯至整整一年前，他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主持国庆的盛大招待会，其形象曾赫然印在报纸的头版。时至今日，占据头版位置的是邓小平的肖像。

王洪文久未在媒体上现身，如今他已返回上海。

毛泽东让他下去。

邓小平全面掌舵中央工作，一手抓党、一手抓政、一手抓军，他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工作：“军队必须整顿，地方亦需整顿，工业、农业、商业皆需整顿，我们还要整顿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科学技术队伍。至于文艺，毛主席曾言调整，实则调整即整顿。”邓小平以决断的姿态整顿各项事务。他的整顿旨在拨乱反正，重塑被“文化大革命”搅扰的各个领域，回归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实质上，这便是他彻底摒弃“文革”的深刻体现。

王洪文沦为闲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的职责仅限于管理党校中的工农兵读书班，仅此而已。

王洪文满腹牢骚。本就出身杜康之后，此刻的他更是以酒消愁。饮下三杯烈酒，满腹的怨言便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妈的，副职空话！”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无法静心阅读、难以久坐的人，闲暇时便觉得时光漫长难耐。于是，他从“文艺旗手”江青处借阅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沉浸其中。电影欣赏过后，仍觉意犹未尽，有时还会翻阅几本外国小说，细细研读。

观影赏书，倒是颇为宁静。然而，当闲暇至极，心绪烦闷之际，他选择了垂钓以消磨时光。然而，钓鱼的乐趣尚不足以慰藉他的心灵，于是他又转向了打鸟。彼时，他刚刚担任副主席期间那份拘谨与小心翼翼，在此刻尽数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他本真的自我。

王洪文在中南海骑摩托车。

分配三分之一的时间于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剩余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用于调查研究。

自推行“三三制”政策以来，王洪文便失去了在钓鱼台悠然自得的日子。他决定将上海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基地，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随后返回上海——这段行程历时三个半月，几乎等同于一年时长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重返其“根据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如何进行“调查研究”？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担当接待王洪文重任的工作人员，包括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与王珏，他们共同回忆道：

王洪文于1975年夏日抵达上海，逗留了三个半月。期间，他与家人五口同住于一座高级别墅，日复一日地沉溺于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的餐桌上几乎每餐必见名酒佳酿，常享山珍海味、名厨烹饪的佳肴，以及新鲜水果与时令蔬菜。无论是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还是蛤蜊、鹌鹑、野味，他想要的便要得到，且对品质要求极高，非得满足不可。

昔日，若欲品尝田螺，便需动员乡民下水搜寻；若需小豆苗，则需生产队集体采摘。至于鲜荔枝、香蕉、菠萝，皆由广州空运而来。儿子若想吃石榴，便有专人赴苏州选购。此外，曾赴南通捕捉蛤蜊，至宁波捕捞青蟹，采购人员遍布各地。

王洪文频繁举办宴席，款待他的“小兄弟”及亲信，短短三个月内便已达20余次。他以视察的名义前往工厂、农村乃至部队，事前便已安排好丰盛的酒菜，要求对方准备上等名酒佳肴。每至一处，他无不豪饮畅食，常常醉得不省人事，种种丑态暴露无遗。

王洪文几乎日以继夜地沉浸于吃喝玩乐之中，钓鱼、猎鸟、博弈、玩牌、投弹子、观赏电影，这些成为了他日常生活的重心。在短短的100多天里，他观看了80多部影片。此外，他还不时地强邀工作人员参与扑克、军棋等游戏，常常通宵达旦地玩乐不休。

他不仅日间投身于狩猎，偶尔夜间亦会出猎，为此特意定制了高强度的搜索灯。在钓鱼方面，他指示工作人员以麻油、茅台酒及面粉调制鱼饵。若未能有所收获，他便绞尽脑汁，命人制作两只木制浮筐置于水面，筐中填充青草，以此吸引鱼儿上钩。

王洪文素来骄横跋扈，在垂钓之际，不仅需为他预备香烟、香茗、各式水果与橘子汁，更要求随行人员亲自为他递烟、点火，悉心拾取鱼儿，装填鱼饵，擦拭汗水，还时不时地为他扇动扇子。

在上海度过的三个半月里，他沉迷于奢华生活，肆意挥霍。据初步估算，其花费已超过两万元。

王洪文中南海猎鸟枪

王洪文沉溺于奢华的宴饮与享乐，其中一半源于政治上的失意，另一半则源于他本人的习性。抵达上海后，在众人眼中，他依旧被视为“副主席”，乃至“接班人”的象征。他欣然借助这层迷人的光环，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他的那位“得力助手”马振龙，已然担起了他的“后勤保障重任”。据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三位工作人员回忆：

王洪文非法侵占大量国家财产。晋升为副主席之后，他与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相互勾结，滥用职权，通过“强行索要”、“指使试制”等手段，非法攫取了包括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在内的众多轻工产品。仅以食品为例，他曾一次性拿走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余瓶。

王洪文为了狩猎之需，坚持要求制作仿制自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无奈之下，工厂只得暂停部分常规生产，全天候加班加点，历经一周的突击，终于赶制出20盏灯具。然而，王洪文仅挑选了其中的2只，此举耗费国家资金高达一万元。

譬如，特地为王洪文定制了五枚高级钻石镶嵌的双日历手表，此项目动员了七个工厂以及一家商店的40多名技术专家，耗费了国家资金超过一万一千元。

王洪文所使用的保温杯，亦需定制特制，专为其制作杯盖的加工单位耗时近一个月，精心打造了两套模具。仅此一项，便耗用了国家资金1600余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心怀感激，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关键节点给予的援助，他迅速端起酒杯，热情洋溢地说：“马老，您在老干部群体中，这样的精神风貌实属罕见，在全国范围内都难以找到！”

“旧居”·“圣地”·大事记

1975年9月30日的午夜时分，上海定海路的偏远地带，几辆豪华轿车突然停驻。一众人士从车内走出，目光聚焦于定海路旁一座不起眼的小屋前。

在这段充满火热的“文革”记忆中，此处曾热闹非凡，这间小屋无疑是值得长久缅怀的所在。时光飞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九个春秋。王洪文深情款款，站在小屋前与廖祖康交谈。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国庆庆祝晚会。晚会余韵未尽之际，王洪文同志兴致勃勃地造访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并来到了定海路的那间不起眼的小屋。

怀揣着“纪念情结”，昔日曾举办“工总司半周年庆典”的王洪文，于其“故居”门前发表的言辞，瞬间被“小兄弟们”深刻领会。

他曾踏足韶山，探访了毛泽东的故居。他怀揣着梦想，期盼着在某一天，自己那简朴的小屋门前，也能高悬一块红底金字的横额，上面书写着：“王洪文旧居”。

他的“故宅”得以被“后辈”们悉心呵护，预备着未来设立一座“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的场所。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内，王洪文的办公区域早已被“小兄弟”们视为“圣地”，保留着其原貌不变。那张王洪文昔日所用的办公桌，那把木制椅子，以及那个存放文件的文件柜，均保持着昔日的模样。玻璃板上压着的是一张选民证，上面清晰地写着“王洪文”三个字——这里的一切依旧保留了往日的风采。

王洪文曾言：“此办公室颇具价值，理应予以保留。”他的这番话语，使得那间办公室被赋予了“圣地”的尊贵地位。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办公室，被他的“小兄弟”们视为不可多得的“圣地”而悉心保存。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在距今未满十日之前，我曾将王洪文欲保留该办公室的意图，告知了十七棉党委的相关负责人。他们遵循指示，不仅将王洪文在“文革”期间的选民证以及他所使用的桌椅悉数保留，且均保持原状未改。

1975年2月的初期与中旬，我两次亲自率队至该办公室参与会议，旨在加深与王洪文的情感联系，并表达对王洪文的忠诚与支持。

首次携同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及金祖敏一同前往。我与金祖敏负责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与戴立清的“指示”，旨在加强我们这一小团体的团结，共同效忠王洪文，为他争光添彩。

次之，王洪文强调，马天水与我应更加关注新当选的中委及候补中委，务必让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教育。

在一个夜晚，祝家耀（现供职于公安部）即将从上海返回北京之际，我趁机邀请了他以及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共委员会成员和候补委员，一同前往十七棉工厂接受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我向他们详细讲述了所谓的王洪文的“造反事迹”。同时，我叮嘱他们务必铭记这段“历史”，并鼓励他们为王洪文争光，对“四人帮”表示忠心。

仅仅维持“旧居”、“圣地”的称号尚显不足，王洪文更是指使他人为他编纂一部“造反史”。

这部字数逾三万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照下，历经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得以成稿。

大事记基调：三原则

首先，上海国棉十七厂堪称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的重要发祥地。

其次，上海国棉十七厂堪称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色堡垒。

第三，王洪文身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代表，该厂造反派所取得的每一项“胜利”，无不凝聚着他在领导地位上的卓越贡献。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员工高顺兴、王树理及曾勇，曾共同揭露了王洪文炮制所谓“大事记”的内幕。

王洪文图谋篡党夺权，遂亲自策划并撰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旨在为自己树立一座历史的丰碑。

1974年1月9日，在北京，他接见了十七厂的党委副书记董秋芳，并对自己在十七厂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反复夸耀。他提及自己“闲暇之余，常回味这些往事”，并嘱托董秋芳：“务必对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董秋芳返回上海后，便将王洪文的暗示向厂党委进行了传达。同年12月，在王洪文的同意下，相关人员开始着手编纂大事记。

“此事切勿外传，务必保密。”

“王洪文的一番讲话，激发了同志们斗争的信念，让他们感到前方的道路宽广而明亮。”此外，记录还提及王洪文访问三十棉纺厂后，该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本大事记一经王洪文审阅确认，便曾付诸印刷。然而，出于“保密”的考量，其后逐份被悉数回收并销毁，仅余下两部存世。

当“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消息传遍，王洪文的亲信曾密谋将那两本至关重要的记录“藏匿于铁管之中，两端焊接封闭，随后深埋于地板之下或黄浦江的防汛墙内，意图永久封存”。

本书作者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有幸一窥那藏匿于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倾力编纂的这份大事记，在作者撰写《“四人帮”兴亡》一书时，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采访线索与宝贵参考资料。

王洪文再遇“小兄弟”

在这逾百日上海的调研期间，王洪文及其“小兄弟”们日复一日，夜以继日，畅饮美酒，品尝佳肴，欢聚一堂，共庆晋升之喜。

昔日简陋的装备已换为新式武器。今日的“小兄弟”们，穿梭往来，轿车进出，无不化身为“领导干部”。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聚首一堂。

昔日，正当“安亭事件”取得“胜利”之时，王洪文便信誓旦旦地宣称：“若我成为市长，你们也都能当上‘长’！”如今，王洪文已跻身党的副主席之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那些“小兄弟”们岂能不纷纷攀附权贵，跃跃欲试呢？

继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特地叮嘱王秀珍与金祖敏：“务必选拔出一批来自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担任干部。”

1973年10月，遵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设立了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该学习班的设立，旨在为中央输送优秀干部。

1974年3月，王秀珍赴北京之际，王洪文对其叮嘱道：“务必抓紧在上海选拔出20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们将被委以重任，分别领导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

“这些小兄弟”显然兴致高昂。王洪文提出需20名人选，然而在1974年4月底，上海市委组织部提交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中，竟然列出了高达88名！

1974年10月，王洪文郑重地向上海传达：“务必做好调配上海中委的准备！”

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这一天，一份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拟定的名单，被呈报给了王洪文。

本名单中，已内定将担任“上海牌”部长或副部长的相关人员。

万桂红调入中组部，杨佩莲赴团中央任职，冯品德加入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投身商业部，秦宝芝加盟建材部，王东亭步入邮电部，沈鸿与张秀清转至文化部，吕广杰和姚福根赴六机部，陈杏全调入冶金部，张国富就职于水电部，汤凯臣加入轻工部，周宏宝赴任人民日报社，朱栋任职交通部，王桂珍则被派往卫生部。

陈阿大不仅荣膺中共九大和十大代表，更攀升至四届人大代表之列，进而跻身四届人大常委会。然而，陈阿大崇尚“实用主义”，他巧妙地揽获了上海全市房屋调配的大权，坐上了“房界总统”的宝座。

自陈阿大荣膺“房总统”之誉，对于“小兄弟”们而言，求取住所之事变得尤为便捷。这位“房总统”不遗余力地签署着批文，将一栋栋上海的花园洋房分配给了“小兄弟”们。这些花园洋房的前主人，多为资本家，亦不乏“走资派”或高级知识分子，总之，他们均是“文革”的打击目标。一旦他们被驱逐，花园洋房便顺理成章地落入了“小兄弟”们的手中。

谈及“房总统”本人，自是不必多言：他早年居于上海安福路的一处小宅，随后迁居瑞华公园，再至新康花园，最终占据了超过230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与纺织局的一位同仁简短寒暄，随后，他的妻子便顺利加入了党组织，进而担任了上海某棉纺针织厂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及厂党委的副书记职务。

王洪文亦未曾忘记扶持那些遭遇挫折的“小兄弟”。往昔，他的“副司令”潘国平，口才了得，冲锋陷阵，在上海的“知名度”一度远超王洪文。那时，人们只闻“工总司”中有一位“潘司令”，而鲜知还有一位“王司令”。

潘国平曾一度名声显赫：他率先登上北站列车；在安亭亲自与张春桥展开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之时，他更担纲百万群众齐聚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之职……

若以旧时的流行语来比喻，潘国平可谓是“流星一闪”般的存在。他沉迷于花街柳巷，对女性进行欺凌；他更是带头进行打砸抢的恶劣行径；在经济领域，他的行为亦充满了污点。

自1968年踏平“联司”以来，潘国平被迫下野。他被降职至基层，回归到最初的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从事劳动，此后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淡出了公众视野。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免太大了！

张春桥向王洪文提醒道：“当初‘工总司’的常委如今还剩几人？毛主席都下令要调查，‘长征的老马还有几匹’？你必须留意保护那些老造反者。否则，别人会质疑你这个‘司令’的部下为何全是些无赖之徒。若否定了他们，你这位光杆司令的日子也不会长久。”

王洪文连声附和，由衷地敬佩张春桥总能洞察问题，见解独到，高出他人一筹。

1972年年末，张春桥利用返回上海之机，于康平路的小礼堂意外接见了潘国平以及数位“工总司”的资深造反者。

潘国平在张春桥的话语中感到惊喜不已：“小潘，你有所不知，主席对你的记忆犹新，最近他还在与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始终抱有厚望。”

在张春桥对潘国平一番赞誉之后，他随即开启了对他的“指导”模式：

“小潘，不要总是纠结于谭元元的事，你应当关注国家与世界的大势。以洪文同志为榜样。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路线斗争也会接踵而至。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这些斗争都会出现。正如主席所说，七八年就会有一次。你正值青春年华，至少还能活上五十年，这将让你有机会见证至少十次路线斗争。因此，你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广阔的视野。”

潘国平遭遇失误，张春桥以鼓励的口吻说：“错误在所难免，只要你能收敛自己，改正错误，就足够了。人人都会犯错，以马老为例，他就有深刻的体会。他曾向我提起，在1965年之前，他对学习并不热衷。然而，随着全国上下兴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开始涉猎了一些书籍。真正开始深入学习，却是他在犯错之后。错误让他领悟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言道：“切莫误以为自己仅具备初中教育水平，便难以领悟书卷之深意。实则，初中学历并非低微，本人亦曾就读于此。诚然，初中学历亦非顶尖之选。文字皆可辨识，若遇生僻，亦可查阅字典。洪文同志之文化素养与君相仿，他素来重视学问的钻研。”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怀支持下，潘国平于1973年4月顺利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涯，随后被调至上海市总工会，担任常委一职。

1974年1月17日下午4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近况如何？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了点，腰不好。

姚：你学得如何？

潘国平：我的学习并不理想。但我始终抱有学习的愿望。对于党的事业，国家的大计，我总是心怀关切。近期，媒体上对孔子的批判引发了我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进一步思考。

姚文元对潘某激励道：“潘某，你一定要努力争气！你身为资深革命者，务必表现出色。你今年三十岁了吧？”

潘国平，29岁。

姚文元：展望未来，你将踏过数十载的人生旅程。务必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前行！

潘国平：我记住了。

潘国平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接见下，精神为之一振。然而，这位如同扶不起的刘阿斗，竟又重拾旧习，干起了不光彩的勾当。他对王洪文副主席并无敬畏之心，甚至出言不逊，对这位“副主席”极尽侮辱之能事。

“王洪文何足挂齿！在‘工总司’的成立典礼上，有人曾试图将他绳之以法，他竟惊恐至极，浑身颤抖。至于在安亭，当列车停下，众人争先恐后奔向铁轨之际，他方才跟上。哼，竟然还成了‘副主席’！”

此言一出，迅速便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汇报。潘国平敢于攻击“中央领导”，这如何能够容忍！于是，在王洪文返回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之际，他对潘国平的问题给予了“指示”。

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请查阅洪文同志就潘国平同志问题所提出的两次指导意见。

关于我与沈涵同志在报告中提议对潘进行留置审查的问题，我再次征求了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的意见，并请他向洪文同志进行请示。根据小廖昨天下午的电报反馈，洪文同志的意见是，对于潘的问题应从严进行批判。

请将潘先生的资料进行整理汇总，以便向常委会进行汇报。初步的批判讨论将在常委会内部进行，后续将逐步扩大讨论范围。

关于潘所涉问题的资料，尽管多数内容值得信赖，却也可能存在某些不准确之处。鉴于此，为了避免可能的被动局面，我们对潘的批评需持严谨态度，但在形式上应避免过度紧张，不宜在民兵指挥部进行留置。

小廖向洪文同志提出请示，询问是否可以将潘留于总工会，从而避免其回家，以便他能够同时处理问题并进行学习。洪文同志对此表示赞同。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1）首先，在小范围的核心常委群体中与潘进行两至三次的接触，旨在深入了解其问题。要求潘务必如实坦白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计划自下星期二（21日）上午起启动与潘的沟通，预计在一周之内即可暂告一段落。

（2）自下星期开始，将在全体总工会常委中展开对潘的批判，并将进行二至三次。潘曾发表过一些针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不当言论（此处所指的“中央领导同志”系指王洪文），鉴于这些言论不属于本次批判的范围，故不予涉及，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3）自与潘建立联系，便将潘安置于总工会暂住。他获准在食堂自行用餐，但不得擅自外出。为此，我们特地从民兵指挥部调派七名同志，分成三班轮流进行秘密看护，不以民兵身份出现。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力量搜集相关调查材料，并前往潘的家中，在潘妻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获取必要的资料。

待潘某的审查工作圆满完成后，届时将详细情况和处理建议提交至市委审批。特此上报，恳请审阅批示。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马天水审阅了叶昌明提交的报告，随即在其上批示道：“请秀珍同志予以审阅。”

王秀珍轻轻在她的名字周围勾勒出一圈，以此作为“圈阅”的标记。

鉴于他昔日“副司令”的身份，潘国平最终还是得到了保留。

张春桥与姚文元就潘国平一事，曾发表如下言论。

张春桥说：

“小潘，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一直劝导你，即便至今，我对你的未来仍怀有期望。

“你过往未曾接受过严谨的无产阶级教育。即便在军队中度过了两年，也并未有所成就。如今，随着这股大潮的推动，你被推到了台前，然而你并未真正理解何为革命，便自以为非凡。回想在安亭时期，你身为‘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曾与我进行谈判。当初参与造反、‘工总司’的创立，你功不可没。正如陈独秀一般，主席曾言，在撰写党史时，他的名字也应当被记载。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尊重历史。也希望小潘能够自我珍视，珍视你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

姚文元恨铁不成钢地发表了一通言论。

“小潘，你的不良习惯确实根深蒂固！必须对那些陈旧的习性进行一场彻底的革新。我完全赞同春桥同志的讲话内容。”

“潘先生，我们之所以看重你，是因为你被视为政策的化身。同时，你个人的主观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无情至极，有些事情的发生，哪怕你难以预想，却往往成为现实。”

张春桥续言：

在“文革”的开端，那些针对“工总司”的围攻者，总是将火力主要对准你们二位司令，诬称潘国平为“阿飞”，王洪文为“坏人”。在那段日子里，我多次为你们发声辩护。如今，洪文同志凭借自己的努力，荣升为党的副主席，无人再敢对他的言行指指点点。潘国平同志，你也应当争一口气！你的沉沦，绝非个人之私，它不仅损害了“工总司”的声望，甚至对洪文同志的名誉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的关怀可谓倾注了全力，既严词批判，又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捍卫“副司令”的尊严，亦即维护“工总司”的荣誉，以及王洪文的声望。

王洪文对“二兵团”的领导人耿金章，早已怀恨在心。1967年2月25日，他曾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布下陷阱，将耿金章拘捕，并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拘禁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后，王洪文才不得不将他释放。耿金章在摧毁“联司”的过程中有所贡献，这使得他与王洪文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耿金章虽略恢复些许精力，却再度面临与王洪文的对抗。于是，王洪文再度策划，意图捕捉耿金章。那是在1967年秋季，两辆巨大的卡车突然降临，车上满载着“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他们前来接走耿金章，声称“工总司”计划成立党支部，并邀请耿金章参加一场会议。会议的地点设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恰在此时，王承龙通过电话悄声告知耿金章：“王洪文正欲对你下手！”

该办公室的支左部门一位处长，亦迅速将紧急状况通报给了张春桥。

耿金章踏入会场之际，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的电话指示，严令他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在一位处长的掩护下，耿金章悄无声息地经由后门离去。

不久之后，耿金章再次遭到王洪文的指派，不幸沦为绑架的受害者，并被掳至浦东地区。

听闻消息，耿金章麾下“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急速乘坐轿车赶往现场，声称“市革委”即将召开紧急会议，耿金章身为委员，必须亲自出席，于是将他拉上轿车匆匆离去。耿金章随即隐匿于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假扮病患，成功摆脱了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势力。

王洪文得知了关于耿金章的三次抓捕计划，这消息很快传至张春桥耳中。张春桥随即劝诫王洪文，对耿金章应采取宽容的策略，给予他一个官职或职位，避免双方关系过于紧张。

王洪文采纳了张春桥的建议。自1968年11月起，耿金章便在上海革命委员会科技组中谋得了一个半职之位。

耿金章对王洪文的所作所为始终难以释怀。直至1971年5月，王洪文将耿金章降职为“下放劳动”，令其返回上海纸浆厂工作。

1973年伊始，在推行“老造反”政策的过程中，张春桥发表了一番言论：“耿金章所犯的错误实属严重。他主要犯了类似于王明、陈独秀那般导致分裂主义的错误。近年来，他通过劳动与学习，已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位‘知名人士’，他的存在不可或缺……”

幸而王洪文已在中央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微不足道的耿金章已无法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便赋予耿金章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职务。

此时的耿金章，早已丧失了昔日与张春桥、王洪文抗争时的那份倔强。

1973年4月23日，耿金章向王洪文与王秀珍寄去了一封洋溢着悔意之情的信函。

洪文、秀珍二同志：

大家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圆满落下帷幕，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胜利，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此次我有幸参与盛会，并荣幸地成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的候选人，我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激动。回首那段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岁月，我深感自己曾犯下诸多错误，未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与信任……

为了未来在革命事业中更加出色，我衷心期盼洪文同志和秀珍同志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我，并给予严肃的指导，指出我的不足与失误，以便我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减少错误，乃至避免重大错误的发生。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生在世，总会历经变迁。此刻，耿金章看待王洪文的眼光中，已充满了对“中央首长”的敬畏；而王洪文眼中，耿金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可怜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已化为龙的王洪文，又怎会愿意屈尊降贵，去接见那如同蝼蚁的昔日战友耿金章呢？

11月，耿金章再写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深深触动了我。数个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不断地反思自我，审视内心，思想斗争愈发激烈。在此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市委领导对我们这些新干部的深切关怀与爱护，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温暖。

张春桥以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笺上留下了批示：“请告知秀珍同志，信件已收悉，期望耿金章能够言行一致。”

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的副组长。

“不仅要团结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更要擅长团结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更需擅长团结那些曾反对过自己、但经实践证明已犯有过错的人。”

原来，耿金章沦为王洪文口中的“曾反对过我，且其错误已被实践所证实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