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活着的目的就只剩下赚钱，我们将何去何从？
凌晨三点的写字楼，某互联网公司的灯还亮着。95后程序员小林盯着屏幕上的代码，心里算着这个月的KPI奖金——够不够支付老家父母的医药费，够不够给女友买那只她念叨了半年的包。他想不通“工作的意义”，只知道“不加班就会被优化”；他记不清上一次和朋友纯粹聊天是什么时候，微信里的联系人不是客户就是“潜在资源”。
这不是小林一个人的困境。当“赚钱”从生存手段异化为生存目的，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崩塌：医院的走廊里，家属为“要不要用进口药”争吵，不是因为疗效，而是因为“不用显得没面子”；小学家长会上，老师被追问“这门课能帮孩子考多少分”，没人关心孩子是否喜欢；艺术展的策展人在酒会上推销门票，聊的不是作品，而是“能不能拉到冠名商”。
我们正活在一个被“赚钱叙事”绑架的时代。当所有价值都被换算成人民币，所有意义都被简化成“值多少钱”，这个社会终将在货币的洪流里，冲散那些让生命真正值得的东西。
一、价值的坍缩：从“人活着为了什么”到“能赚多少”
“赚钱”本是手段，就像船是渡海的工具。可当社会把“造船”当成了目的，所有人都会被困在造船厂——我们造了更大的船，更快的船，却忘了海的对岸有什么。
个体层面，“赚钱”正在吞噬人的完整性。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工作的首要目的”调查中，“薪资”以78%的占比碾压“兴趣”（8%）、“社会价值”（5%）。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变成了“哪个行业薪资高就挤进去”：金融热就扎金融，AI火就扑AI，至于“我适合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早已被“年薪百万”的幻听覆盖。更残酷的是，连情感都成了赚钱的“附加品”：某婚恋APP的用户画像里，“收入”权重是“性格”的3倍，“房产”是“价值观”的5倍——爱情成了“资产并购”，婚姻成了“风险对冲”。
社会结构层面，公共领域正在被“赚钱逻辑”蛀空。教育本是“培养完整的人”，却成了“考高分、上好大学、赚大钱”的流水线。某重点中学的校训从“明德启智”改成了“成就卓越人生”，而“卓越”的注释里，赫然列着“毕业五年内年薪超50万”。医疗本是“救死扶伤”，却演变成“VIP病房插队”“医生开回扣药”的生意场——某三甲医院的科室考核表上，“营收额”的权重超过了“治愈率”。连公益都没能幸免：慈善机构比的是谁募集的资金多，志愿者晒的是“服务时长换学分”的截图，“行善”成了“赚名声”的投资。
文化层面，“意义”正在被“价格”绞杀。诗人的诗集印了500本就滞销，网红的口水歌靠打赏赚了几百万；非遗传承人守着老手艺饿肚子，直播带货的“假大师”靠卖假货日进斗金；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被拆建成“网红打卡地”，原住民被赶走，只留下穿着古装的演员假装“生活”。当美术馆要靠卖咖啡维持运营，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如文创雪糕赚钱，我们终于明白：不是文化失去了价值，而是我们只认“能赚钱的价值”。
二、异化的根源：当“工具理性”吃掉“价值理性”
这种“唯钱论”的疯狂，不是某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工具理性”失控的必然。
市场经济的异化是直接推手。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化，可当“富起来”成了唯一目标，市场就从“资源配置的工具”变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资本的逻辑是“增值”，它会像藤蔓一样缠绕住所有领域：教育能赚钱，就把学校改成公司；医疗能赚钱，就把医院变成商场；甚至空气和水，只要能赚钱，也能被装进瓶子里卖掉。某矿泉水公司的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听起来浪漫，本质却是“把公共资源变成私有财产”的掠夺——而我们，还为这种掠夺鼓掌。
消费主义的洗脑是帮凶。电视里的广告告诉你“买了这款包，你才是精致女人”；社交媒体上的网红炫耀“月入十万才配活在大城市”；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穿名牌球鞋的才是好朋友”。当“你赚多少钱”等于“你值多少钱”，当“你买什么东西”等于“你是什么人”，所有人都会被卷入“赚钱-消费-再赚钱”的漩涡。某电商平台的用户调研显示，72%的人“买过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理由是“别人都有”；35%的人“为了撑面子刷信用卡”，哪怕下个月要吃泡面——我们不是在为“需要”花钱，是在为“被定义的价值”花钱。
社会安全网的缺失是深层诱因。当教育、医疗、养老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当35岁被裁员、房贷断供的风险如影随形，“赚钱”就成了唯一的“救生圈”。某社会学团队在县城调研时，一位农民工说：“我知道每天扛水泥伤腰，但我不扛，儿子的学费就没着落，父母生病就只能等死。我不想赚钱，可我敢不想吗？” 当“不赚钱就活不下去”，“赚钱”自然会异化为“活着的目的”——这不是贪婪，是被逼到墙角的自保。
三、崩塌的前夜：当“赚钱”的游戏玩不下去
一个只认钱的社会，终将被钱反噬。就像一个人只靠止痛药活着，最终会肝衰竭——止痛药能缓解疼痛，却治不了病，还会杀死造血的器官。
个体的精神先会崩塌。某心理机构的数据显示，2024年“空心病”患者同比增加47%，他们大多“有房有车有高薪”，却觉得“活着没意义”。就像那位年薪百万的投行经理在日记里写的：“我每天赚的钱够普通人花一年，可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像个赚钱机器。我忘了喜欢什么，忘了为什么出发，甚至忘了怎么笑。” 当所有快乐都需要花钱购买，所有痛苦都需要用钱抵消，人最终会变成“钱的容器”——装满了钱，却空了灵魂。
社会的信任会彻底瓦解。当医生看病先想“能开多少提成药”，患者就诊先怀疑“是不是在坑我”；当老师补课只为“赚外快”，家长送红包只为“让孩子被照顾”；当朋友借钱先写“借条”，亲戚往来先算“人情账”——我们就活在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里。某城市的邻里关系调研显示，2024年“能信任邻居”的比例不足15%，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68%。没有信任的社会，就像没有润滑油的机器，每一次运转都在磨损自己。
生态的账迟早要还。为了赚钱，某化工企业把废水排进河流，导致沿岸村民癌症率飙升；为了赚钱，某景区过度开发，千年古树被砍，珍稀动物绝迹；为了赚钱，某外卖平台鼓励“超时罚款”，骑手为了赶时间闯红灯，每年引发数万起事故——我们赚的每一分“快钱”，都在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就像经济学家戴锦华说的：“我们正在用未来的血肉，换今天的酒肉。”
四、破局的可能：在“赚钱”之外，重建“活着的坐标”
我们不是要否定“赚钱”的意义。人要活着，需要钱；社会要运转，需要经济。但“赚钱”必须回到它的位置——它是工具，不是目的；是手段，不是意义。破局的关键，是在“赚钱”之外，重新建立让生命值得的坐标。
要承认“非物质价值”的重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该只看他赚了多少钱，还要看他是否善良，是否有创造力，是否给身边的人带来过温暖；一份工作的意义，不该只看薪资多少，还要看它是否解决了问题，是否推动了进步，是否让从业者有尊严；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该只看GDP增速，还要看老人是否敢扶，孩子是否敢跑，普通人是否敢有“不赚钱的梦想”。就像云南某村的“乡村图书馆”，它不赚钱，却让村里的孩子知道“世界不止有农活和打工”；就像那位退休教师义务辅导留守儿童，她没赚到钱，却在孩子心里种下了“善意”的种子——这些“不赚钱的事”，才是社会的承重墙。
要给“不赚钱也能活”留条活路。完善社会保障，让普通人不必“为了看病卖房子”“为了养老打零工”；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垄断暴利”“虚假营销”，让“踏实做事”比“投机取巧”更划算；改革评价体系，在升学、就业、晋升中，纳入“社会贡献”“道德表现”等维度，而不是只看“分数”“业绩”。当“不赚钱也能体面活着”，人们才敢放慢脚步，想想“除了赚钱，我还想做什么”。
要唤醒“人的主体性”。我们不是“赚钱的机器”，而是“会思考、有情感、能创造的人”。可以像那位辞职开书店的姑娘，哪怕盈利微薄，也坚持每周举办“诗歌分享会”；可以像那对返乡种地的夫妻，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哪怕产量低，也守住“食物本来的味道”；可以像每个普通人，在下班路上帮老人提个菜，在地铁里给孕妇让个座——这些“不赚钱的小事”，正在悄悄重建“人的温度”。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社会的重建也是如此——当一个人开始追问“除了赚钱，我还能为世界留下什么”，当两个人开始为“不赚钱的善意”互相支撑，当一群人开始相信“活着不止为了赚钱”，这个社会就还有救。
结语： 赚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赚钱。就像船是为了渡海，不是为了永远造船；食物是为了活着，不是为了永远做饭。当我们终于明白“赚钱之外，还有星辰大海、人间烟火、爱恨嗔痴”，当我们敢于说“我不想赚那么多钱，我想活得像个人”，这个社会才能真正走出“唯钱论”的泥沼。
毕竟，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从来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它让多少人，活成了“人”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