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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专机机组员的生死抉择,背后隐情令人叹息

点击次数:94 辉达娱乐介绍 发布日期:2025-12-05 21:16:49
在山海关机场,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紧急起飞过程中,仅有4名机组人员随行。夜幕下,发动机突然发出巨大轰鸣,机组人员匆忙奔向停机坪,却眼睁睁看着飞机滑行上跑道。现场一片混乱,一名陆军军官举枪示意阻止,但在这场骚动中,谁在飞机上?为何如

在山海关机场,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紧急起飞过程中,仅有4名机组人员随行。夜幕下,发动机突然发出巨大轰鸣,机组人员匆忙奔向停机坪,却眼睁睁看着飞机滑行上跑道。现场一片混乱,一名陆军军官举枪示意阻止,但在这场骚动中,谁在飞机上?为何如此匆忙起飞?这一幕成为了一夜之间震惊国际的历史悬案。

略知“九一三”事件一二的众人,皆深知一桩事实:林彪所乘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升空之际,机组成员中仅有四名身处机舱,而其余五名则尚未登机。在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性事件中,机组人员所遭遇的生死两重天,亦令人瞠目结舌。究竟为何会出现如此罕见的情形,亦成为众多关注此历史事件的人们亟待解答的疑问。

山海关机场“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晚上7点40分,林立果及其同行的五人乘坐林彪的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至晚上8点20分,飞机抵达距离北戴河40公里的山海关机场,此行是为了完成林彪在北戴河疗养期间的专机接送任务。林立果与刘沛丰随即驱车离开机场,随后,机组人员依照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了彻底的检查,这项工作飞行员们通常称之为“飞行后检查”。尽管从北京起飞至山海关降落仅耗时35分钟,且飞行过程中未发现任何异常,但依照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细致检查仍是必须的程序。毕竟,这是三叉戟飞机首次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

肩负此次关键专机任务的机组成员共计9位。根据各岗位的业务性质,机长一职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同志担任,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同志担任第一副驾驶,团通讯副主任老陈同志负责机组的通讯联络,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同志担任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同志担任机械主管,机械师张延奎同志担任机械员,邰起良同志担任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为小魏同志,而我则担任第二副驾驶。彼时,我担任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的中队长。在256机组中,无论是飞行、领航、通讯还是机械,各岗位均由三叉戟飞机的技术专家担任,这在当时的空军中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再组建出第二个同等水平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的检查,无疑是机械师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守机舱,细心地打理着客舱的清洁与卫生。而我,则站在飞机尾部左侧的发动机旁,协助机械师张延奎,为其注入必要的润滑油。

此刻,机长潘景寅缓步走到李平身旁,低声下达指令:“请将飞机油量调整至十七吨。”

“请再加17吨燃油!我们目的地是哪里?”我未待李平开口,便抢先向机长发问。自北京得知需加16吨油的消息后,关于增加燃油量的念头便在我脑中萦绕不去。出于好奇,我迫切地想要知晓飞机的飞行目的地。燃油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航线的距离,我坚信林彪会像往年那样,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稍待片刻,等我们上了飞机,再仔细研究一下航线。”机长的话语看似无关紧要。片刻之后,除了机械师和服务员,机组其他成员也都登机,并开始借助机舱内的灯光,仔细审视起航线图来。

所谓“研究航线”,指的是机组中领航、通讯及驾驶三大岗位共同参与的一项关键任务。此项工作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全面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所面临的所有技术难题。

李平将油车引导至机场,并依照规定对车辆内的燃油样本进行了封存和保留,随后便着手准备加油。然而,他很快发现,山海关油车的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并不兼容,导致常规加油作业无法进行。在向机长汇报这一突发状况后,潘景寅稍作沉思,缓缓说道:

“不加了,明天再说。”

机长此举揭示了两个关键点:首先,他心中对专机任务的时间安排有着明确的规划,据此推断,至少应在次日起飞;其次,潘并未得知当晚将实施紧急起飞,换言之,他并未掌握林彪等人具体的行动计划。若他知晓,无论如何都会将燃油添加至飞机,且不止17吨,而是会加满至21吨。尽管常规加油途径不可行,但采取其他手段却十分简便,只需攀至机翼上方,揭开油箱盖子,利用油车导管直接注入燃油即可。

依据规定,专机在夜间停泊时,需由当地警卫部门负责监护。机械师李平对飞机进行了周密的检查,确认了夜间停泊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无误后,便着手将飞机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安保部门进行管理。

山海关机场,作为海军航空兵的驻军基地,现已不再驻有飞行部队与飞机,仅存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以及后勤保障等任务的场站工作人员。当256号飞机于当晚降落,与之打交道的主要是山海关机场的海军同仁。鉴于其身份特殊,为保障此次重要专机的安全,执行飞机警卫任务的均为海军排级以上的军官。为此,山海关场站特意在停机坪侧边临时增设了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任务完成后,机组人员纷纷踏入食堂。我注意到,与北京航班同步抵达山海关的程洪珍,以及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旁,摆放着一个精心打造的手提皮箱,而两位女兵则斜跨着从飞机上取下的军用背包。由于彼此并不相识,无人主动搭话,她们各自落座于不同的餐桌旁,开始用餐。然而,自从机组人员步入食堂,那两位女兵便不时投来警觉的目光。程洪珍年纪轻轻,不超过三十岁,身形中等,身着空军制服,面容白皙,从外表看去更像是一位知识分子。据称,她曾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而那两位女兵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身材高挑,眉目清秀,身上的空军制服略显宽松。这两位姑娘并不像一群年轻女孩那样热闹说笑,她们的到来表明她们并未与林立果、刘沛丰一同前往北戴河林彪的住所。

用过餐后,众人返回招待所,各自回到分配的房间休憩。潘景寅身为师级干部,独享一间高级客房。服务员小魏则与两名女兵共处一室,而剩余的七人则被安置在另一排相连的平房中。这排平房东西走向,最东端的一间是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常居之地,紧随其后的是程洪珍的房间,从第三间起,便由机组人员依次分配。我依据机组人员的特性以及他们往日的住宿习惯,对他们进行了房间的分配。三位机务人员被安排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同住第四间,第五间则由团司令部的两位陈姓干部入住。

机组人员各就各位。自下午6时起,大家便一直忙碌至夜幕低垂,直至晚上10点,身体多少也感到了疲惫。此刻,我站在门口,向旁边的副驾驶陈联炳询问: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实则,我深知依照任务规程,我们尚有一场机组会议未举行。想来,当天的飞行仅持续了短短数分钟,并无太多可述,或许召开机组讲评会亦无必要。

数分钟后,潘景寅抵达平房,召集机组进行会议。众人迅速汇聚至三间机械师宿舍,室内三张床铺上已坐满了九人。起初,潘景寅对北京至山海关的飞行状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点评。随后,他指出:“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愈发复杂,我们必须解决好与人的问题。”他所提及的“两条路线斗争”,实则是指当时在空军某些单位中流传甚广的“吴反林”传闻,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不实言论。

潘就第二日的航班表示:“具体明天的飞行路径尚未确定,我们将遵从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导。”机组人员最牵挂的是目的地,只有掌握了航线,才能对气象、地形及备降点等关键信息做到心中有底。目前航线尚未明朗,那么对于明天飞行途中所需的地面支援该如何准备呢?对此,潘回应:“航线保障方面,将由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负责及时安排。”

在机组会议上,机械师李平详细汇报了飞行后的检查结果,确认飞机状况一切正常,同时指出机上剩余油料高达12吨半。此外,服务员小魏也主动承认了责任,对于在北京起飞时因未妥善固定茶具导致损坏数只杯子的失误进行了自我检讨。

潘景寅对第二日的时间规划如此阐述:“翌日清晨6时,我们便需起身,6时30分进餐,随后便需提前抵达机场,做好登机前的准备。时至今日,夜色已深,务必抓紧时间休息。”我凝视着手表,指针正指向22时40分。

邻近的三位机械师,由于疲劳程度较高,不久便关上了门,进入了梦乡。

康庭梓

初秋时节,海风习习,夜色渐浓,我安睡于窗边之床。窗与门相邻而立,其间距离不过咫尺,仅机械师们的居所一墙之隔。我轻轻关上敞开的窗扉,并缓缓拉下窗帘。或许正是这看似寻常、下意识的举动,将我们与机械师们隔绝于两个世界,尽管相隔一墙,却未曾听闻他们起身时的一丝声响。

临睡前,我向同住一屋的领航员小李询问:“你们不是在飞行过程中已经研究过航线了吗?”

“仅大致规划了几条航线,包括重庆、大连、广州等地,具体目的地尚未确定。不过,我的领航记录纸已做好备份。这些记录纸上可预先填写航线的基本信息,而具体操作情况则需在空中实时记录。领航记录纸的提前准备,无疑为飞行提供了便利。”

夜幕低垂,9月12日的深夜11时,山海关机场的表面看似一片宁静。我,带着一身的疲惫,很快便陷入了梦乡。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夜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夜的宁静,将我从梦乡中惊醒。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喊:“首长已至机场!速速起床!”紧接着,隔壁房门也响起了敲击声。我辨认出那是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声音。与此同时,领航员老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在黑暗中,我摸索着找到了开关,灯光亮起,我看到老李正与我做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彼此未及开口,心中只有一个字:“快!”我们迅速施展平日里应对紧急任务时所练就的过硬本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好衣物。尽管以往遭遇过不少紧急情况,却从未有过首长抵达机场而机组人员仍在沉睡的先例,更不用说这次任务非同寻常。就在我穿上第二只皮鞋之际,停机坪上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突然传来:

“轰……”

“怎会……?”我的思绪中刚掠过“机组尚未抵达,飞机怎可能自行启动”的疑惑,随即又被那熟悉而真切的三叉戟发动机轰鸣声所推翻。没错,这无疑是256型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上整理鞋带,也没有系紧衣扣,提着旅行包冲出房门。在招待所外微弱的灯光映衬下,我瞥见副驾驶和通讯员二人已经领先我们出发。当我跑步左转,途经机械师、程洪珍以及调度室三间房门前时,连瞥一眼的时间都没有,但余光中似乎隐约看到程洪珍的房门口站着一个身影。我继续向东奔跑,直到右前方出现停机坪,在白炽灯下,那银白色的256型飞机正随着发动机轰鸣声的突然增大,迅速向前弹射而去。这一刻,局势令人费解,这是我飞行生涯中未曾见过亦未听闻过的。机组中至少还有四名成员未登机,飞机却即将起飞。我顾不得细究,只是拼命奔向停机坪,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停机坪上弥漫着一片混乱。在刺眼的白炽灯光下,我目睹256号飞机沿着通往跑道东端的滑行道疾驰而过,其引擎的轰鸣在夜色中显得异常响亮,几乎淹没了停机坪上所有的声响。海军地面保障人员与匆忙赶到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目送那架飞机渐行渐远,脸上露出惊愕之色,紧张得竟然无法开口。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注意到一队人马骤然自黑暗中浮现,一辆装满全副武装陆军士兵的卡车,停在了停机坪的正中央。一些人从车上跃下,手持步枪,我仿佛听到了有人高呼:“开枪!”紧接着,又有人喊道:“不得开枪!”人们的呼喊声、汽车引擎的轰鸣以及飞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就在卡车抵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出现在离我仅有数米之遥的位置。只听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位40岁左右的陆军军官敏捷地从车上跳下,他看到我身穿飞行员制服,便认定我属于机组人员。他左手紧紧抓住我的右臂,右手紧握着手枪,一边用枪口指向远处正在滑行的飞机,一边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焦急地对我说道:

“快拦飞机!”

我尚不知机上乘客是谁,仅凭一己之力立于原地,怎能成功拦截这架飞机?那位军官更是言语失措。我连珠炮般地质问不止:

“谁在飞机上?”

“这飞机绝不能起飞!你必须阻止它!”他竟然没有理解我的问题,仿佛我的话语在他耳边轻轻掠过。我脑中迅速梳理着种种异常现象,迅速判断出:显然出了问题,只要飞机不升空,真相便会水落石出。我注意到停在那儿的吉普车,灵机一动,指向那辆车,以命令的口吻对那位军官说道:

“速速将车辆驶入跑道,精确对准飞机,将其封锁,它便无法起飞!”

身处那惊心动魄的局势之中,我的脑海中迅速涌现出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疑问是:难道是坏人劫持了飞机?飞机突然偏离航线,我立刻联想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飞机在机组人员不全的情况下是不会起飞的——缺乏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飞机又怎能起飞?即便是进行最基础的起降训练,也需要副驾驶、领航员和机械师的共同参与,更不用说是在外场、夜间,且是一架重要专机待命时,飞机如何能起飞呢?此外,昨晚机组会议结束后,所有人都已入睡,除了机组人员,还有谁会在半夜三更登上飞机呢?这显然是犯罪分子的行为。然而,我又转念一想,三叉戟飞机刚引进国内两年,除了眼前的飞行员,还有谁能熟练驾驶呢?这不可能,我随即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当时,我的思绪完全局限于正常的飞行活动范畴,不敢也不愿意将眼前的情况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

其次,当调度室主任敲响门扉,急促地宣布“首长驾临,速速起床!”时,停机坪的嘈杂景象,与首长乘坐专机时的庄严气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我未曾参与过林彪专机的任务,但在执行其他专机任务时,机组人员总是提前将飞机准备妥当,静候首长的光临。首长到来前,预先派出的工作人员便忙碌地将物品搬上飞机,而送行的人群也早早抵达机场候机室。首长未至,机场已是人潮涌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首长一到,更是豪车络绎不绝,迎送人群如云。即便是在执行紧急或秘密任务时,场面也总是井然有序,紧张而不失条理。我在招待所匆忙穿衣之际,还以为这是一次首长的紧急行动,但抵达停机坪后,关于“首长专机”的印象瞬间烟消云散,竟未料到飞机上竟有林彪的身影。

第三,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强行启动滑行,紧随其后的是全副武装的军队,他们手持武器,弹药满装,领队的军官焦急万分,战士们持枪高声呼喊。我屡次询问飞机上究竟是谁,但他始终闭口不答。毫无疑问,这绝非寻常事件。当前,时间不容我们犹豫,唯有飞机起飞,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这些念头在脑海中稍纵即逝。就在那位军官跃上吉普车之际,飞机已滑行至跑道的东端,机头转向,正对起飞的方向。从停机坪上望去,其右侧轮廓清晰可见。随着飞机即将腾空,众人内心激荡,仿佛心跳都要跳出胸膛。果不其然,最忧虑的情景终于上演,飞机开始加速滑行,仅仅几十秒后,便一跃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幕之中。与我一样,那位领航员也愣在原地,满脸疑问。然而,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低头瞥了一眼手表,记录下那个永恒的时刻——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这一刻,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篇章里。血泪算式:9-4=5

飞机强行起飞后,随着发动机声音的消失,停机坪突然变得十分宁静,甚至静得令人感觉恐怖。在场的专机地面保证人员、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及专机机组的部分人员,在这短暂的时刻里,谁都不知说什么好,陷入一种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的迷茫之中。然而,最困惑的就是我们机组中未登机的成员,脑海里似乎有多个问号需要马上得到解决:

“机组谁在飞机上?”

“机上除机组外还有谁?”

飞机为何突然升空?

我急于知道这3个问题,更想知道第一个问题。我顾不得叫上另3名机组人员,转身径直朝临时飞行调度室走去,因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叫我们起床的,他一定知道谁在飞机上。半路上碰到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姑娘,她手提两个暖水壶和随身用品,正急忙向停机坪走去,一看就知道她的动作比我们慢了许多。虽情况紧急,但她恪守本职,没有忘记给首长打开水喝。她已经听到了飞机起飞的声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已经起飞了?我的热水还没来得及打呢!”显然,她的思绪依旧停留在常规的专机任务之中。

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心情烦躁,不悦地回应道:“究竟发生了何等大事,竟然还想着去取水!”接过她递来的水壶,我们急忙朝调度室的方向跑去。调度室的门敞开着,屋内的灯光穿透门扉,照亮了门外的一切。

刚到门口,劈头便问:

“谁在飞机上?”

“潘景寅,外加三位机械师。”调度室主任为我揭开了第一个谜题。

我未待调度室主任老李的话语结束,便与同伴小魏一同转身,迅速朝着塔楼方向迈去。事实上,老李亦是头昏眼花,焦急地在屋内来回踱步。作为一名飞行员,我的职业直觉使我深知,唯有海军调度室,方是了解飞机起飞后状况的正确之地。

潘景寅

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转眼间变成了追踪三叉戟256航班踪迹的指挥枢纽。调度塔楼矗立在停机坪东北侧约三十米处,塔身高达二十余米,登高望远,整个机场的宽广景象尽收眼底。然而,夜幕低垂,四周一片漆黑,放眼望去,唯有浓重的黑暗笼罩一切。

抵达塔楼之际,我们目睹了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已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即便在夜色的笼罩下,亦能感受到他们临战的严肃神态。调度室的塔楼内同样弥漫着指挥战斗的紧张氛围。标图员戴着耳机,手持画笔,俯身于标图桌前,埋头绘制着地图;海军场站的负责人手持话筒,不断呼叫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则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亟需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北戴河发生的紧急情况。在塔楼的最高层,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兵种联合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应运而生,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指挥部。

随着秒针一分一秒地流逝,音箱中却依旧一片寂静。机组人员以及现场的所有人,无不急切地期盼着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短语、一个字,抑或是轻轻触碰一下驾驶杆上的通话按钮,那也能在音箱中激起一丝声响。在这片死寂之中,仿佛每个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心脏的剧烈跳动。

此时,空军各层级的指挥机构迅速响应,紧张有序地展开行动。专机师的指挥中心里,人员忙碌不息,而人民大会堂、党中央以及周恩来总理亦在紧张地部署指挥工作。山海关机场那微不足道的小型调度室,虽小却紧密联系着三军总部,其脉搏亦牵动着共和国的心脏。

未能起飞的机组人员,五双目光紧紧追随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轨迹。海军雷达标图员耳戴耳机,手持一支红色画笔,整个上半身倾覆在圆形的标图桌上,其下方铺展的是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小比例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信号中断,我们唯有依赖雷达屏幕来追踪256飞机的动态。标图员细心地将雷达传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关键数据,精确地标绘在地图紧邻的透明玻璃版上,红色的笔尖在地图上勾勒出一条不规则的弧线轨迹。我们亟需了解这条轨迹的最终走向,但标图员紧握画笔的双手突然静止,他缓缓挺直了身躯,摘下耳机,语气平静而专业地报告:“雷达员已确认,256飞机的信号在雷达屏幕上已消失。”此刻,距离起飞仅剩下14分钟。

图示虽已消失,我的目光却仍旧凝滞在圆桌之上,双眼空洞无神地凝望着。那名标图员所绘制的转弯路径,宛如一条僵化的蚯蚓,静静地匍匐在那里。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一切,仿佛都浓缩在这条扭曲的飞行轨迹之中,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由于已无法获取三叉戟256飞机的任何信息,众人纷纷从塔楼撤下,匆忙赶往招待所调度室主任的办公室。在那,他们得以探悉飞机起飞前所发生的一切。此处瞬间转变为一个临时而未经正式组织的会议室,汇集了陆、海、空三军的代表。众人纷纷开口,你一句我一句,共同分享着对那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感受。

猛然间,一位陆军军官冲入房门,他半蹲于室中央,手中紧握数把“五九式”小手枪,动作娴熟地逐一退出了枪膛内的弹药。这些枪械正是从程洪珍等三人身上搜获。记得我们匆忙赶往机场之际,程洪珍正站在宿舍门口,腰间已暗藏了两把装填完毕的手枪。

山海关机场的陆军撤离后,这片土地再次归于宁静,但机组人员的内心却难以平复。我们五人,似有默契般踏入机械师的宿舍,映入眼帘的是三张空荡荡的床铺,屋内人去楼空,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涌上心头,满脑子都是疑惑。两张被子被随意地胡乱叠放,而另一张则未经整理,手一触,尚能感受到余温,那是在机械师起床前不足50分钟留下的痕迹。时值九月,沿海的秋夜凉意逼人,我身着夏日的布工作服,凝视着窗外那片空旷而漆黑的夜空,面对人去楼空的景象,不禁打了个寒颤。

机械主管李平,年方三十五,身材虽不甚高挑,却肌肉结实,动作轻盈,性格豁达且乐观。他精通多款机型的维护,技术高超,在三叉戟飞机的空勤机械师中颇为难得。他对工作的满腔热忱,让人感受到他身上那股无穷无尽的活力。李平的户籍在天津,尚未能在北京安家,幸而两地相距不远。在节假日期间,若无专机任务,他便能乘坐火车回家探望家人。不久前,他的第三个孩子也降生了。

张延奎,一位26岁的机械师,以其精湛的飞机维护技艺而闻名。他性格内敛,言辞不多,在他看来,日常中的默默耕耘往往胜过言语。他与机械师李平默契协作,屡次出色地完成了多项关键的专机任务。新婚不久的他,妻子在京工作,且已怀有身孕。然而,繁忙的专机任务让他鲜有闲暇,与爱人共度二人世界的时光。

资深工程师邰起良,年方三十六,出自我国东北的长春。他身姿挺拔,聪慧干练,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对飞机各类特种设备的维护保养颇具造诣,堪称科班出身。他不仅动手能力出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理论知识上也颇有建树。面对三叉戟飞机的复杂特种设备,他无疑是执行专机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膝下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而他的爱人身体欠佳,长期受慢性疾病困扰。

潘景寅与飞机合影

潘景寅,年届不惑,河北丰润县一贫瘠农家的子弟。自幼失怙,幸得姑妈抚养成人。17岁那年,当解放军四野的部队途经家乡,他毅然抛却放牧地主的牛鞭,投身军旅。随后,他脱颖而出,被选中成为空军航校第七期的飞行学员。他参与执行了众多关键性的专机任务,其中,在举世闻名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正是他驾驶伊尔-18型飞机,将毛主席安全地从武汉送达上海。在未完成三叉戟飞机的改装工作之际,他再次驾驶伊尔-18型飞机,圆满完成了宋庆龄女士的专机任务。

众人心中皆萦绕着一个疑问:“他们究竟飘向何方?”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从一秒到一分,再到五分钟、十分钟,直至半小时、一小时,每个人都不停地查看手表。现场气氛凝重,沉默成了主旋律,无人开口,似乎连话都无从说起。这场面,只需“油量”二字便能尽述。尽管无人明言,但飞机所剩油料只能支持两小时飞行,意味着飞机必须在凌晨三点前迫降。因此,五名机组人员守在三位机械师曾居住的房间,紧张地盯着时钟,正是为了这个紧迫的时限。

机组人员的去留安排?

机组人员的去留之谜,至今仍笼罩着一层未解的迷雾。

显然,机组人员的调整是由机长潘景寅主导实施的,其动机背后颇具深意。这番调整是出于潘景寅的个人决断,还是受他人操控?根据多方面的观察迹象,潘景寅似是在他人指令下自行采取了行动,而这位幕后推手正是林立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潘景寅可能未曾想到,他的抉择竟为他铺就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

在那个“九一三”事件的夜幕降临之际,山海关的夜色依旧显得平静无奇,专机任务照常推进。然而,在这看似宁静的表象背后,却潜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它在北戴河林彪的住所中秘密策划。局势变幻莫测,瞬息万变。

9月7日,我乘坐型号为三叉戟252的飞机,将林立衡送至北戴河。当晚12点,她与弟弟林立果相遇,立即察觉到山海关有飞机降落。在这危急关头,她迅速将林彪企图有所行动的消息,通过林彪警卫团的领导转达给了中央。周恩来总理立刻致电叶群,责令彻底调查三叉戟飞机抵达山海关的情况。林彪及其同党意识到阴谋已告破,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的计划成为泡影,于是他们毅然决然,选择了北逃并背叛祖国。

林立果

林立果及其同伙若决意北逃,心中最大的忧虑莫过于飞机的筹备状况以及九名机组人员的动向。若依照既定计划飞往广州,鉴于系国内航线,尚可借“重要专机”的名号继续欺瞒。然而,一旦改道北逃,再以“林副统帅”的身份继续掩人耳目,已是行不通了。做贼心虚,林立果与刘沛丰在空军服役多年,对飞行员的政治敏感度有着深刻认识。一旦飞机起飞,航向的突变将立刻暴露他们叛逃的真相,届时,在空中面对九名机组人员,他们难以掌控局势。因此,他们通过电话向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发出了指令:务必尽快完成飞机的准备工作,同时应尽量减少机组人员的人数。

夜幕降临,潘景寅的日程表上除了主持机组会议,其余时光几乎都留在了调度室主任的私密办公室里。在这里,他不仅要处理电话通讯,还与随行的同事程洪珍深入交流,直至抵达山海关。调度室主任的办公桌上并排放置着三部电话,其中一部色泽鲜艳,通体呈红色,是专为山海关机场内部使用的专用电话。依照规定,这部红色电话专供与重要人物直接联络之用。

夜幕低垂,随着9月13日的钟声敲响午夜,潘景寅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他立刻指示调度室主任联络海军场站,调度油料补给车。零点零五分,潘景寅步出调度室,将三位机械师唤醒。尽管具体交代的细节已不可考,但诸多迹象显示,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们传达了以下指示:



一、催人奋进。潘明确告知机械师所需的油量,这在航空业务操作中是一项常规的职责划分。即便潘未主动提出询问,机械师也会主动向潘景寅请教。

二、务必立即将飞机调试至待起飞状态。观察三位机械师匆忙起床的背影,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品早已不翼而飞,这一切无不显现出起飞前的紧张筹备正在全速进行。

三、“各位请先前往机场,我这边将与机组的其他成员商讨航线安排,稍后自会追上。”虽非原话,但潘景寅的意图显而易见,其目的在于尽量不干扰机组人员。若潘采取别的方式,机械师们一旦醒来,很自然地便会轻敲我们的房门——毕竟,清晨醒来相互致意是他们的习惯。潘并未随同机械师们一同前往机场,而是静悄悄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老李并未察觉潘仅是唤醒了三位机械师前往机场,而其他机组人员依旧沉睡未醒。若他有所察觉,必定会对潘提出疑问,甚至亲自前来将我们唤醒。

三位机械师抵达机场时,发现油罐车尚未现身。他们便抓紧这难得的片刻空闲,迅速清理了飞机上的所有堵塞物、堵盖、插销和布套,同时拆除了活动舵面上的所有夹板,以及两台发动机上的防护罩。在此过程中,机械师李平留意到油罐车已稳稳停靠在飞机右侧机翼的前方。他立刻上前取样油液,紧接着便投入到为飞机加注燃油的工作中。

自机械师苏醒以来,已过去十几分钟,然而其他机组成员却尚未露面,这一时间上的差异已引起了机械师们的注意。他们意识到,要解开这个谜团,唯有向机长潘景寅寻求答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截至目前,潘景寅机长的身影依旧未见踪影。

此刻,潘景寅正身处于调度室主任的专属办公室。尽管他拥有充分理由唤醒机组成员中的其余五人,但他不仅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反而刻意阻挠他人尝试唤醒他们。他严格监视着三部电话,同时严密保护调度室主任,确保机械师无法通过电话唤醒我们。依据北戴河林彪住所至机场的直线距离(大约40公里)进行计算,当潘景寅接到加油车的电话请求时,林彪等人早已从北戴河出发。在这段既定的时间框架内,潘景寅巧妙布局,精心策划机组去留的复杂局面,其行动精准无误,堪称滴水不漏。

我与领航员及机械师同住的房间仅相隔一堵墙壁。我素来睡眠浅薄,房内一旦亮起灯光便难以入眠。然而,当三位机械师起身时,我却未曾察觉到丝毫声响。

山海关的专机警卫与地面保障团队目睹了三位机械师忙碌的身影,却无法伸出援手。正当其中一位机械师攀爬机翼准备加油之际,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如箭在弦,从停机坪外的夜幕中疾驰而来,猛地“嘎”的一声刹住,稳稳地停在飞机左后方。此时,时间是零点二十二分。第一个从轿车中跃下的是叶群,他身着衬衣,一踏出车门便高声呼喊:

“有人图谋不轨,意图加害林副主席,速令油车即刻撤离,我们即刻启程!”同时,他大声呼喊:“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紧随其后下机的是林彪,而末位步出机舱的则是林立果,他手中紧握着一把枪支。由于飞机舱门旁并未配备大型登机梯,仅有一部可折叠的便携式梯子。林彪正是在这便携梯的上下拉动中,艰难地攀爬上了飞机。

潘景寅在听到招待所外传来的汽车轰鸣声后,匆匆离开了调度室。抵达机场后,他径直登上了飞机。鉴于宿舍至机场停机坪不过百米之遥,他很快便抵达了目的地。此刻,特设师邰起良目睹首长已至,而机组人员尚有一大半尚未到来,遂放下手头的工作,迅速拿起停机坪左侧场内电话,与调度室取得联系,语气急促地呼喊:

“首长已经抵达,为何机组仍未到位?”这时,调度室主任老李在接到邰起良的电话后也大感意外,这才意识到并非所有机组人员已集结完毕。待他匆忙走出室外,猛力敲响我们的房门,悲剧已然上演。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接获了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指令,他即刻从海军调度室疾步奔向256号飞机,意图将禁飞命令传达给机长。然而,他并未在飞机旁找到潘景寅,却目睹邰起良正在通话。于是,他转而将禁飞命令告知了邰起良。此时,参谋长注意到邰起良眉头紧锁,焦急不安,竟呆立原地,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林立果大步流星走向电话机,催促邰起良迅速登机。邰起良边走边频频回首,心中期盼机组人员能即刻现身。林立果手持枪支,是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人。而叶群等已登机者,还从驾驶舱窗外伸出头去,命令停在右机翼前的油车立即撤离。随后发生的情景,正是我奔向停机坪时目睹的一幕。

正当油车尚未完全驶离之际,飞机急于起飞,其右机翼尖端不幸钩住了油车顶部的把手,导致右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损坏,灯罩碎片也随之散落至停机坪之上。

观察表象,我们发现飞机强行滑出时,机组剩余的四人还未来得及穿戴整齐,他们匆匆忙忙地追赶,未能及时登机。然而,实际上这是潘景寅精心策划和部署的结果,他故意将我们留在了后方。若非邰起良的电话铃声将我们从梦中唤醒,我们或许仍在沉睡之中,唯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可能打破这份宁静。

潘景寅机长精心策划并执导了“九一三”之夜山海关机场那段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场景,为共和国专机历史谱写了一章难忘的篇章。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的光环照耀下,他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自驾机升空,以行动捍卫林副统帅,却也走上了不归路,成为了一位牺牲者。

随后,相关部门在核实人员数量时多次询问:“飞行机组究竟有多少成员?有多少人离开了?目前还剩多少人?”这看似简单却极为庄重的问题。事后方知,当他们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辨认9具遇难者遗体时,因一时无法确认林彪座车司机的身份,便迫切地在幸存的机组人员中寻找线索。原机组共有9人,林彪的专机起飞后,剩下4名男性和1名女性共5人。这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即便是幼儿园的孩子也能轻易解答。

1980年年底,根据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一句话精神,经过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争取到给机组4位遇难者定性为“随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后,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原下的4位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