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之前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共靠“九评”给批倒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个也可以从一些史实中看出来。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央很快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决定派周恩来带领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想搞清楚情况，也试探一下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以前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关于跟中共中央的分歧，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也没有分歧。后来，周恩来问赫鲁晓夫到底是啥政治原因导致他下台，苏共新领导没马上回答，直到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谈时，他们用了20分钟左右泛泛而谈，只有这么一句：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坚定不移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上的差错。这也说明，苏共方面觉得，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并没有错，当然，所谓的大论战也不是影响他领导地位的原因。
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底细，苏斯洛夫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主题报告中给出了说明。他列出了赫鲁晓夫犯下的几个严重错误。在全会开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授权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一份关于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最后没用波利扬斯基的稿子，而改用苏斯洛夫的版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波利扬斯基写得很全面、深刻，也挺尖锐，但有些责任问题，不好说全部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这样其他一些中央主席团成员也要背锅。出于策略考虑，中央没有用波稿。另一方面，苏斯洛夫的版本相对温和，只简单粗略点出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没有涉及对外政策，特别是跟各国共产党关系上的失误。而波利扬斯基的稿子，虽然也提及对外关系，还在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承认了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偏差。这两份稿子虽然角度略有差异，但核心内容和看法其实很类似。而且，都在开头强调：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党的纲领道路是正确的。咱们重点从体制和经济等方面，分析一下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真正原因。
一方面，从政治体系的角度来看，赫鲁晓夫的主要失误在于背离了列宁提出的集体领导原则，把整个权力当成私人财产般攥在自己手里。再加上，他没有灵活、正确地行使这份权力，结果导致党内出现了不少问题。
这就造成了以下几种情况：在处理一些根本性的重要内外政策问题时，中央集体不能自由、实在地展开讨论。赫鲁晓夫公然忽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看法，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试图建立个人的专政。他自以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觉得自己是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自己，而不是归功于党。执政后期，他尽力摆脱苏共中央及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表现出对别人的不尊重，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立即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大喊大叫，性格极端粗暴，随心所欲，任性妄为，心胸狭窄，还喜欢发号施令。尽管他个人迷信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已开始走向这个方向，正在逐步复发……总结来说，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局面”，让中央主席团没法正常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决定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可能有人会问，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到底花了不少精力去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那种极权政治带来的严重弊端，后来为什么在很多方面又走回了斯大林的老路呢？为什么他身上的一些不良品质又反映出斯大林的影子？对此，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也做了一些分析。事情的经过其实是有个环节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一方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另一方面也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马上就把无限的权力交给赫鲁晓夫。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那会儿，虽说他也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但总体上还是挺谨慎地行使权力的，尊重领导集体的意见。因此，在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觉得他也会正确行使这份权力。这时，他的表现还没引起太多担心。而且，之所以允许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也是考虑到一些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后，持续对他表示关注，努力让他能出色地完成这些高度的职责，减少犯错，威望不断提升，也逐步巩固了他的地位。其实，凭借全党的共同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少威望。”他本人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自知自己威信在不断增长。“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警惕在某些程度上也放松了。”当时的局势也促使这个问题发展。我说的，是那段表现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崇拜者——派系活动分子，向党发动攻击的时期。当然，他们也曾猛烈攻击赫鲁晓夫。在反击的过程中，出于斗争的需要，不得已说了许多对赫鲁晓夫的赞扬，而且那时还不能直接批评他。由此，他或许产生了关于自己、完全错误的结论。在这里可以看出，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党内民主和对最高领导的监督机制，赫鲁晓夫一开始虽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可为什么最终偏离了？这主要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势必埋藏着非常严重的危险。”亚·尼·雅科夫列夫也说过：“人的脆弱：绝对的权力让人变得绝对腐败。”
从经济体制调整的角度来看，改革没能实现预期目标，导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状态。
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内容，我们可以对相关情况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下滑。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从1956年到1963年这八年里，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不少，但增长速度减缓了一半（参见表一）。
表一：社会总产值的减少情况
国民收入这个指标也跟着掉头了，直到1964年头一年，增长速度比之前缩减了三分之二（具体见表二）。
表二：国民收入减少的状况
一些关键的质量指标持续走低，比如以固定资产的利用率为例，在七年计划的四年内，这些指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减少了9%，农业部分更是下降了21%。劳动生产效率也在逐步降低，1950到1955年间，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7.8%，但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实际每年增长率反而滑落至5.6%，1962年是5.5%，到1963年又下降到5.2%。不过，照中央统计局整理的资料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提前完成了预定目标。
工业里“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变得更不平衡了，到了1963年，这种失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是10%，而“第二部类”只有5%，两者差了整整一倍。
农业生产形势变得很紧张。按照七年计划，1959到196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达到8%，但实际上头四年平均只有1.7%，到了1963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产量按价值计算低于1958年。五年时间里，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本该下降2.1%，可实际却上涨了24%。粮食和饲料严重缺乏，导致许多牲畜被宰杀，结果肉、油、蛋以及其他农产品都非常紧缺。到1964年，肉类在各地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断货。1963年，苏联国内连面包的供应都出现了很大困难。为了应对这个局面，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他们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没有推行凭卡买粮的办法。
关于通过农业改革来增强农业干部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个问题，也没能取得太理想的效果。1958年，一个集体农庄的工人每天劳动所得的货币和实物报酬加起来是1.56卢布，可到1963年，这个数字才涨到1.89卢布。五年时间里，只有36戈比的增加，也就是说每年每个人的日劳动报酬只升了大概7戈比，提升得实在不多。
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情况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显示，改革的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赫鲁晓夫步履蹒跚地匆匆赶向美国，结果弄得丢人现眼。”
咱们刚才讲的，主要是从体制方面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这个确实算是核心因素。不过，他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也对他的下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赫鲁晓夫挺喜欢出国跑，出国访问时，总想让外交部和外交官们靠边站，想亲自出面解决许多国际事务。另外，他还喜欢带家属和一大堆随行人员。比如说，1959年去美国访问，随行的就有150个人，还带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礼物也没少带。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七年里，苏联这个国家在没有任何重大理由和条件的情况下，就已经三次接近开战边缘了。
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太顺利的原因，那可真不少。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虽然出发点不错，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和难题。一方面，整个苏联体制挺庞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轻易让步，改革的阻力很大。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导致措施零散，效果不明显，反而引发了各种不安和混乱。有时候，改革的步伐太快，下面的官员跟不上节奏，导致一些新措施推行得不够顺畅。此外，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农业生产的低迷和工业结构调整不理想，都是改革难成功的原因之一。总结一句，毕竟大的体制要改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难点不少。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所造成的经济状况恶化已十分明显。那么，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的。纵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笔者看来，主要问题有：
（一）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方面显露出一些不足
大家都知道，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问题，现在基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赫鲁晓夫批判的焦点其实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整个斯大林主义体系。”或许，他真觉得，只要揭露出斯大林这个人，就能一举解决让社会束缚在极权阴影中的所有难题。可是，他没搞明白，这不过是迈向社会改革的第一步罢了，更重要的是得对整个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精神生活方面，都得来个大动刀。赫鲁晓夫的最大错误在这里，而且直到他死都没能改正这个错。总的来看，他坚信，只要揭露了斯大林这个人，就算完成了使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至于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上层建筑深层次的扭曲问题，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理解之所以存在很大局限，主要跟他本人是在斯大林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由那个体制孕育而出的关系密切。就像阿尔巴托夫所说，他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品。”所以，要指望他在“清除斯大林遗产”方面做得更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一来，他在政治上只能“原地踏步”。麦德维杰夫分析指出：“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的学生，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期培养了他政治上的灵巧，也留下了残酷、谨慎、善于洞察的遗产，有时甚至为了某些明显的真理而置之不顾。”由此，赫鲁晓夫成了个“特殊的、带着悲剧色彩的矛盾人物，他怀着双重意识”。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在政治上算是个振奋人心的步骤，也明确指引了斯大林去世后国家的走向。可是，他想要与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却又无法摆脱这个制度的影子。虽然他与那位创始人决裂，却又崇敬由那人建立的世界。这种矛盾，始终没法真正解决，而他自己似乎也不完全懂这个道理。赫鲁晓夫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自由，后来又自己把束缚扭紧了。”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开始解冻期，他们也都自觉地走了出去，但我心里也挺担心：‘会不会解冻引发洪水般的冲击？那样处理起来可就麻烦了。’”赫鲁晓夫的行动中，夹杂着来自他的成长经历、政治立场（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心里也藏着斯大林制度的阴影）以及个人性格的矛盾冲突。他常常是“向前迈一步又后退两步，前撞一下，后碰碰一下”。这一点也说明，他在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一些重大政策上的摇摆、不稳定、反复和犹豫，不能单纯归咎于他个人的缺点，比如虚荣心，或是实用主义上的争权夺势。
在赫鲁晓夫那会儿实施的各种改革，始终都绕不开斯大林体制那套大框架的影响。这些变动虽然看似有调整、创新的成分，可实际上一直是站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做文章，很难彻底撕掉那深深烙印的体系。
在改革的过程中，他经常一只脚往民主方向迈，另一只脚却陷在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里。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对斯大林的同时，也能感觉到战后新时代的到来，但却无力主动抓住这个历史转折点，未能深刻改变斯大林留下、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很明显，他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无法担负起推动苏联社会大步向前、彻底改变旧体制的重任，也难以成为新力量的代表。
从经济角度来看，尽管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真正走出斯大林“左”倾教条主义的阴影。就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吧，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不过是说它有新内容和一定的利用价值而已，其实并没有人提出要以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方面，赫鲁晓夫也同样偏执于“一大二公三纯”。他上台后，急于取缔手工业合作社，推动向全民所有制单一目标迈进。在他的倡导下，人们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有些地方甚至把30多个农村合成一个大集体，搞出个难以管理的庞大集体农庄来。
政治体制改革受限，使得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变革难以脱离旧有的传统。可以说，他在揭露斯大林问题时，努力推动苏联的政治民主化，针对斯大林体制存在的缺点，提出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内集体领导、完善法律制度、反对个人专横、反对干部终身制、推行干部任期制等一些措施。在他执政的前几年（1958年前），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到了后期，部分改革并未落实到位，甚至遭到他自己的破坏。比如，他自己也搞集权，甚至迷信个人权威。而且，他推行干部制度改革，却没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干部选拔机制，“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重视德才兼备，而是看他们是否忠于自己，干啥就干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核心问题在于，那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正如阿尔巴托夫这个熟悉苏联内部情况的人说：“赫鲁晓夫完全明知不想放弃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作为党的领袖，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自己利益，他觉得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这种制度。如果他不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刻变革（赫鲁晓夫其实是不愿意的），那么掌握权力便会逐渐成为他的主要目的。他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体制，若那些制度是从斯大林时期传下来，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中用到了库西宁的这个词，显然这个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显然他并没完全理解它的全部含义），那么将这些机制完整保留下来，领导党和国家就会显得更简单、更方便。当然，他也欣赏别人对他的歌颂，但那已不再是斯大林时期那种危险而血腥的个人迷信，而是另一种深藏在心中的有害观念。”
（三）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确实遇到不少难题和障碍。
从改革思路来看，为了克服传统体制中的弊端，在改革初期，重点应放在调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关系上，也就是要搞好国家与企业的联系，放权让利，强调商品和货币关系以及经济杠杆的作用。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核心放在了调整经济管理的组织形式上，结果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点由中央转移到地方，管理机构由条块管理变成块块管理，也就是说，主要内容还是在条条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打转儿。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大改组的效果也没多大，只是行政手段从中央变成了地方的行政指令，也就是从一种行政指挥换成了另一种。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的大改组确实仓促出手，没有充分准备，也没有经过试点验证。就像一些苏联学者说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明摆着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应该经过几个州的试点几年，再在全国推行。媒体对改革方案的各种分析，根本不能代替实际操作。”结果，这次改组让企业的权力下放得太快，权力也分散得太厉害。比如说，大改组之后，中央管理的工业产值在整个苏联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显著减少，削弱了国家对于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调控，导致各地区出现了“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几乎每个管理局里都存在分散力量”。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有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系。
就改革手段而言，赫鲁晓夫多半凭着自己的想法，靠行政命令硬是推行那些变动。特别到了后期，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稳固后，他那种一意孤行、唯我独尊的风格越发明显。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的文章分析指出，他的改革既不彻底，又效率低下。原因在于，他还在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和官僚作风来搞改革，忽视了群众的作用，也没有调动劳动人民投入到改革的斗争中去。
从政治角度来看，赫鲁晓夫推行的这些改革牵扯了许多人事调整，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事前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影响，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少。比如，他打算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改变从地方到中央的党组织成员轮换制度，确保按一定比例不断调整队伍。每次选举，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成员至少要换掉14人，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还在一次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把高级干部，比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的高额月薪“津贴”取消了，局级干部也不再配专司机，不提供随时可以用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大规模改革时，领导班子被大调动。在农业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一意孤行，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个官僚体系，让农业部从莫斯科搬到农村，办公室环境变差，工作人员失去了在首都舒适的工作环境。这些措施也被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照办，推行类似的策略。
这些事情说明呀，赫鲁晓夫在推行改革时，碰到了不少人的利益难题，客观上也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这样一来，即使他的改革方案再对，也挺难落实到位。
虽然赫鲁晓夫的性格并不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也不能完全忽略。
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曾说过：“赫鲁晓夫不光是环境的牺牲品，也是在性格上吃了不少苦头。性急、粗心大意、容易激动，这些毛病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还提到，在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时，曾在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丘吉尔跟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开始搞大规模改革，这当然挺好！我只是想提醒您不要操之过急。蹦跳几步就想跨越那个鸿沟，要是没把握好，反而容易掉进去。’我（布尔拉茨基——提醒一下，作者注）也敢冒昧地补充一句：当你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准备跳到对岸的时候，是不能轻易跨越那道鸿沟的。”
总的来说，到了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他已经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赫鲁晓夫和他的政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毫无新意，也没有实质性的作为。虽然他摆脱了斯大林政策的束缚，但却找不到新的方向。换句话说，他失去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和个人威望……所以，在关键时刻，他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反而几乎激怒了所有人。”“1964年，连个人上街为他撑腰的人都没有了。”
赫鲁晓夫这个人挺复杂，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看法还存在不少分歧，关于他的评价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