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功德林惊魂时刻：宋希濂的权力为何让王耀武都望尘莫及？

功德林，北京西郊的老院落，1950年初，一群国民党高级将领被关押于此。冬天的风直往院墙里灌，屋角积着残雪，空气里混杂着药味和潮湿的土腥气。200多个战犯，军衔、官职各有高低，但一谈起“谁的职务最大”，不少人第一反应都是王耀武。

实际上，那年功德林里，宋希濂的权力远胜一众将军。说起宋希濂，很多人都觉得他是“能打仗的兵团司令”，但他真正的身份远不止如此。1949年大渡河边被俘时，他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

手底下十万人，三个整军，第15军、79军、122军，都是他的嫡系。按国民党军队的老规矩，这些兵只听宋希濂的，哪怕白崇禧挂着总司令的名头，也得跟他“商量着来”。一位老兵后来回忆：“宋司令的命令，兵团里没人敢拖。

”在功德林的大屋里，宋希濂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盯着院外的枯枝发呆，手里攥着旧军帽，没人敢随便打扰。王耀武在同一时期，是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头衔唬人，实则手里的编制并不算强：第12军、72军、96军，加上几个旅，总计也有十万人，可惜这些部队里没有一支是他的嫡系。

最能打的74军早就不归他管了，张灵甫整编74师覆没孟良崮，王耀武连带兵收尸的资格都没有。绥靖区其实是守备部队，守着济南这座城，出不去，也不敢出去。济南街头那会儿，时常能见到王耀武的士兵在巡逻，小商贩都能喊出他的名字，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兵不是“王耀武的嫡系”。

宋希濂的十四兵团却不同，是真正意义上的野战兵团，能打能跑，兵团里的干部几乎都是跟他多年老部下。抗战时期，他从师长一路升到军长、集团军总司令，71军也逐渐成为他的嫡系。豫湘桂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战士们常说：“宋司令调到哪，我们就跟到哪。”在功德林的饭堂里，有人悄声议论，宋希濂的兵，打仗有股不怕死的劲头，跟官走得近。而功德林里另一个头衔最响的，是川军老将王陵基。

1950年被俘时已67岁，是功德林里最年长的战犯。按资历，他早在1908年就是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教官，教出来的学生里有刘湘、杨森、潘文华。1935年拿了中将加上将衔——其实是个虚衔，是国民党给地方军阀的面子，上将的牌子，实权却不大。

1943年以后，王陵基成了备役陆军上将，日常生活已离军队远了。功德林里，他生活不能自理，眼睛高度近视，刮胡子常常刮出血来。杜聿明在一旁看不过去，经常帮他刮胡子、叠被子。

院里传出一句玩笑：“中将帮上将干活，这场面，说出去都没人信。” 说到实权，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特务头子康泽。康泽被俘的消息一传到西柏坡，周恩来亲笔起草贺电，中央军委还专门下令要用镣铐押送康泽到华北，足见他的分量。

康泽的身份远不只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他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创始人之一，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真正的“暗处权力”。1931年，他跟戴笠一起办复兴社，管宣传、搞特务，别动队最多时几万人，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异己分子。有段时间，甚至被认为是蒋介石的接班人之一。

可惜后来跟蒋经国闹翻，被边缘化，1947年成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襄樊守城时，康泽只带了1.1万人，城破那天，他躲在地道装死，被解放军从尸堆里拖出来。到功德林后，康泽写材料写得最多，堆起来五尺高，号称“材料库”。

有老兵说：“康泽就像是蒋介石手里的刀子，平时不见血，关键时候才出手。” 再说杜聿明，按编制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但实际指挥权极大。淮海战役期间，徐州蚌埠地区80万国军，基本都听杜聿明一人的。

刘峙是正职，却只喝茶听汇报，所有作战指令蒋介石直接交给杜聿明。杜聿明是黄埔一期，1925年东征就当敢死队员，打昆仑关时带第五军硬拼日军第5师团。东北打输了又调回徐州，哪里战局危急，蒋介石就派他去。

淮海战役，三大兵团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时，想拿石头自杀，最后被粟裕下令“必须活着”。

在功德林，他一身病，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国民党时治不好，到了功德林却靠着特批的外汇药物慢慢治好。

据说那会儿院里有个外包医生，偶尔会带来点香港买的药，大家都说是给杜聿明准备的。

院子里时常有士兵走动，穿着旧棉衣，脚踩泥泞。

偶尔能看到几个将军在院里慢慢散步，王陵基手里拄着拐杖，杜聿明步子慢，宋希濂则沉默地走在一旁，康泽坐在屋里埋头写材料。

门口的小卖铺还保留着老样子，售卖些油条和烧饼，偶尔有看守过来买两样，顺手带进院里，说是给王耀武“解解馋”。

功德林这处院落，关着200多个将军，军衔最高是王陵基，职务最高是宋希濂，权力最大是康泽，实际指挥兵力最多的是杜聿明。

国民党的权力体系，从来和编制、军衔没啥必然关系——谁手里有兵，谁说了算。

院子后墙下，有几只旧皮箱搁着，据说是王陵基的行李，没人知道里面到底装了啥，有人说是老照片，也有人说是四川带来的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