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还将全党的团结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延安整风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同志卓越的领导艺术。
掌握时机
把握机遇，攻克重大难题，正是毛泽东卓越领导艺术的鲜明展现。在领导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这一领导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我党历经艰难的探索与曲折的征途上，我们曾遭遇过重重挑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而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成长持续造成了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了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面对这些挫折，毛泽东亟需清算机会主义。然而，他深知，要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必须待时机成熟，而这又依赖于诸多关键因素的完备。
时局与环境的考量至关重要。党内机会主义的蔓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彻底根除这一现象，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深入学习和广泛探讨，而这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基础。在遵义会议之前，刘少奇等同志曾提出，此次会议应着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然而，毛泽东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原因是，当时党和红军仍然面临敌军的围追堵截，尚未完全摆脱困境，全党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和讨论。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终，遵义会议仅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对于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等深层次问题并未触及。长征胜利结束后，尽管党和红军抵达了陕北，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险境，蒋介石不断督促在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围剿”。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建立敌后根据地，抵御日军的军事进攻，依然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及足够的时间进行学习和讨论。
1940年，毛延安留影。
思想认识层面的难题依然存在。尽管遵义会议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组织与军事领导紧迫问题，但“左”倾教条主义的观念并未被根本撼动，其在党内的影响仍旧根深蒂固，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总体上仍有待提升。即便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党内也并未达到完全统一。在遵义会议期间，已有同志对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表示质疑，认为其过于借鉴《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长征途中，张国焘甚至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导致党和红军分裂。面对这一局势，党内整风解决思想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时机显然还未成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共产国际的态度对解决党内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对此有深刻体会。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应否定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政治路线。然而，长期的军事斗争使得党内及人民军队弥漫着一种激进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党内多数人的思想认识仍旧停留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水平上，这为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存活提供了土壤，毛泽东的努力并未完全成功。这使毛泽东认识到，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影响依然深重的情况下，必须保持耐心，通过更多的实践和事实来触动和教育干部，引导多数人产生认识上的转变。在此之前的时期，通过党内整风解决思想和政治问题的时机仍不成熟。
整风运动的关键在于确定主导者的人选。若此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党内诸多重大议题亦将难以得到妥善处理。1937年11月，王明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双重身份返回国内，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令，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并力主对国民党做出妥协。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反复抵制自洛川会议以来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指责。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背景，王明的观点一度在党内颇具分量，甚至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而坚守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刘少奇提出的不同观点甚至遭到了无端的批判。这种状况在全党范围内引发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在这种形势下，若由王明来主导整风，无疑将给我们的党带来更为深重的损害。因此，那时的整风时机尚不成熟。
1941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对当时盛行的主观主义学习风气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号召全党同志树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篇演讲的手稿，以及由解放社出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单行本，均已成为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珍贵文献。
“在六中全会之前，尽管已有《论持久战》等著作，但若无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仍难以解决问题。”六中全会明确了今后整风运动的领导核心。至此，解决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针上重大问题的条件基本成熟。毛泽东把握时机，决定在党内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深谙局势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面对条件尚不成熟，并未急于发动党内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而是选择了审慎的等待。待时机成熟、条件完备之际，他果断地启动了整风运动，这体现了他在领导整风过程中的高超艺术。
抓住关键
以往党内充斥着各种不良风气。针对整风活动，其核心目的是什么？经过深入思考，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最终明确指出，延安整风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克服教条主义，精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在漫漫历史征程中，我党曾经历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差，也曾深陷“左”倾教条主义的泥沼，其中后者对我党的伤害尤为深重。彼时，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党内的激烈冲突催生了极端情绪，使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否更为激进，一度成为衡量革命烈度的核心指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以其体系的完善、持续的长时间、深远的影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其中，最为显著且痛彻心扉的后果，便是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导致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纷纷陷落，全国红军人数从三十万锐减至三万，党员人数也从三十万骤减至四万，而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回望彼时局势，党的军事战略已得到妥善处理，而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战略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然而，思想战略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王明所著的《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得以再次印刷，其主张在党内曾一度颇具影响力，这一现象显示出，他的某些观点仍有追随者，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反映出党的思想战略问题仍有待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打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
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形成给予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必须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紧密融合。图中所呈现的是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学员们授课的情景。
“左”倾教条主义的萌生，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具体来说，在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是共产国际一个分支的成员，王明等人物把共产国际的指令视作神圣的教条，自称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党内诸多同志也将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为无可置疑的准则。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源上摒弃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过度神化和教条化倾向，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教条主义，避免中国革命再次陷入历史悲剧。
彼时，党内充斥着诸多不良风气，其表象主要体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上。究其本质，这三种不良风气皆是在教条主义的侵蚀下滋生蔓延。唯有彻底根除教条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三种不良风气的困扰。
正是对党的历史之谜、现实挑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正之风现象、主次问题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毛泽东才作出决策，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该运动的核心目标在于克服“左”倾教条主义。一旦“左”倾教条主义被克服，其他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领导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精准把握住了核心问题，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彰显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深邃思想与智慧。
逐步展开
思想的转变，向来难能可贵。对一个政党而言，确立其思想路线的过程更是充满挑战。毛泽东对此有着透彻的理解，因此他采纳了逐步推进整风运动的策略。这一举措，成为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重要领导智慧。
此次整风运动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来整顿学风、通过反对宗派主义来整顿党风、通过反对党八股来整顿文风。这不仅是一场动员，也是一次预热。随后，整风运动进入以整顿三风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毛泽东发表演讲后，各单位传达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党内有组织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文件，整风运动由此全面铺开。1943年10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重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并得出结论。最终，整风运动进入了尾声阶段。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在全党学习这些文件的过程中，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宣告圆满成功。分阶段推进的策略，不仅使整风运动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清晰，还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工作节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王家坪军委大院，毛泽东向全体科技干部发表了具有整风性质的重要讲话。
任务细化，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党内积存的不正之风，是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的，众多问题错综复杂。若试图在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难免造成混乱，引发无序且无原则的争论，反而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
在领导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巧妙地将需要克服的“三风”问题逐个拆解，并分别规划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内逐一解决。在1942年4月至8月初的初期阶段，整风的核心任务是抵制主观主义，以此重塑学风；进入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的第二阶段，则转向反对宗派主义，以此净化党风；而1942年12月中旬至1943年3月中旬的第三阶段，则专注于批判党八股，以此整顿文风。在这三个阶段中，并非平均分配精力，而是将重心放在了第一个阶段。这是因为主观主义的危害尤为严重；而以整顿学风为核心，抵制主观主义，正是延安整风的根本宗旨。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上的结合产物。在第一个阶段，若能成功解决抵制主观主义、整顿学风的任务，那么后续两个阶段的任务也将变得相对容易。通过任务分解，将不同任务分别安排在特定时间段内完成，不仅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具体问题，明确主次，抓住主要矛盾，而且还能确保延安整风有序推进，彰显出毛泽东预见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卓越领导才能。
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其中，中央党校系统被视为重点，而其第一学员部更是重中之重。当时中央党校设有六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多集中在中央党校的第一学员部。为强化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设立总学委，毛泽东担任主任委员。作为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将总学委设于中央党校，并着重推进第一学员部的整风学习。分期整风，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模式；按系统实施，又凸显了各系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突出了重点单位，旨在实现整风成效的显著提升。这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时代，推进整风活动时，党内民主的推广至关重要。针对如何高效落实党内民主，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独创性地引入了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融合的策略，并预先确立了核心原则，这充分展现了其非凡的领导智慧。
在党内进行批评的指导方针上，毛泽东早已阐明其核心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深刻强调：“在讨论与批评的过程中，态度应当严谨、深入、犀利，同时亦需保持真诚、坦率，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秉持和为贵的理念。任何冷嘲热讽、诽谤中伤、捕风捉影、空谈无物的做法，均属不当。”批评必须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绝不可盲目“无的放矢”。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党明确强调，必须通过抵制主观主义以端正学风，通过抵制宗派主义以净化党风，以及通过抵制党八股以革新文风。画面生动地描绘了整风运动期间，我军某部连队的指导员正在向战士们传授知识的情景。
与会者们展开了普遍性的讨论，犯错者自发进行自我批评与整改反思，而其他同仁则纷纷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建议，旨在携手助力犯错者加深对错误的认识。
中央整风运动的批评阶段并非一触即发，而是与学习同步推进，历时漫长，分为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阶段，自9月7日至10月6日，主要聚焦于精准定位批评的焦点与核心问题。此阶段，明确将批评的靶心指向王明所倡导的“左”倾教条主义，旨在纠正王明及其追随者将苏联模式教条化、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深入探讨。第二阶段，自11月13日至月底，会议重点转向解决方法论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结合党的丰富实践经验，深入阐述了多种策略，包括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并连带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耐心等待的策略，以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等。第三阶段，自1944年2月下旬持续至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主要任务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对历史问题作出准确评价，并纠正前阶段批评工作中出现的不足。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中，毛泽东先生着重指出，仅仅依赖批评并不能充分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我们务必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提出，要确保自我批评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对个人工作和历史进行深入剖析”，以此宗旨，既坚持真理，也纠偏改正。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在工作的过程中，疏漏在所难免，我们必须细致入微地进行分析。对于那些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给予肯定，而对于错误的做法，则必须及时进行调整”。
1944年，毛泽东延安摄影。
未来，我将以更加严谨的态度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毛主席的著作，以期深化我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发言中，博古同志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张闻天同志则基于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自我检查和发言。王明同志因请假治疗未能与会，由其夫人孟庆树代为撰写并签名，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政治局提交了检讨信，其中表达了他改造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坚定决心。
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实为毛泽东同志的创举，亦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大显著特点。这一举措既合乎常理，又能赢得人们的衷心认同，使人深刻认识到党的历史教训和个人的不足之处。同时，它还有助于营造党内民主的氛围，进而推动党内民主的深化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关键领导策略。批评与自我批评，也由此成为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核心内容之一。
惩前救后，治病救人
延安整风运动初启，毛泽东便明确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原则。该方针的核心旨在，一方面借助整风运动根除党内危害的教条主义思维，确保党能确立正确的思想指导方向；另一方面，促进党的团结与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既是辨明思想，也是凝聚同志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展现出的非凡领导智慧。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始阶段，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然而，他也强调，摒弃这一错误倾向的方法，应是改造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既要进行自我反省，也要勇于批判他人；我们应坚持“整思想”而非“整人”，更不能让任何同志遭遇覆灭的命运。开展批评，其宗旨在于疗救错误，通过学习，进行深入的剖析，而非盲目的打击。我们应当团结那些曾犯过错的同志，共同构筑一个团结统一的党组织。
随着整风运动步入批判环节，个别同志的言辞略显激烈。他们对党的六大产生了疑虑，对四中全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对王明等人所犯错误的批评措辞过于尖锐，“上纲”过高。更有极端者，对经验主义者进行的自我批评中，也夹杂了不少偏激之词。有人甚至断言：王明、博古、闻天、稼祥等在党内已无重大威胁，然而经验主义的隐患尚未彻底根除，仍旧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过分突出党内主要机会主义倾向，并过度批评、激化矛盾的倾向，对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也给自我检查者带来了额外压力。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一倾向，他指出，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合法成立的；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工作，也不应全盘否定，凡是对党有益的，都应予以认可。王明、博古等人虽然犯过错误，但始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过去的叛徒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仍然是党内的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党内同志的失误。毛泽东强调，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派同志，占多数，他们主要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另一类是邪派分子，如张国焘之流。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地对待党的历史和犯错误者时，同时也摒弃了之前批评中的一些偏激之词。
战士整风学习。
“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在处理人事事务时必须严谨对待，既不草率行事，也不损害同志间的情谊，这体现了我党繁荣发展的关键特征。”对于历史错误，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予以揭露，不徇私情，并以科学的态度深入剖析和批判旧有的弊端，以此确保未来工作的审慎与完善。这便是“惩前毖后”的深刻内涵。然而，我们揭露错误、指出不足的初衷，就如同医生救治患者，其目的在于挽救生命，而非将其推向死亡。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我国广大干部队伍总体上是优秀或较为出色的。对于犯有过错者，多数人都有能力进行改正。我们开展整风运动的核心宗旨，在于通过学习提升我们的思想层次。“务必缩小打击面，拓宽教育范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原则，源自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在斗争历程中积累经验的深刻总结。秉持这一原则，我们不仅能清晰辨识思想上的对错、汇聚同志间的力量，更能够有效促进党的各项事业持续繁荣，确保党的事业繁荣昌盛。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初始阶段，在毛泽东同志的引领下，参与整风的同仁们潜心研读了中央所推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深入思考，而且广泛讨论，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进入1945年2月下旬，全党在数个关键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王明等人所犯的错误，实乃党内问题而非党外纷争；尽管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程序略显简略，但其性质合法；对于我党历史上的思想分歧，必须明确立场，但结论宜保持宽泛，以保障全党的团结与共同奋斗；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其推动进步的作用应当得到确认；至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不宜一概否定，而应肯定其正确的做法。这种共识的形成，不仅明晰了思想迷雾，也凝聚了同志间的力量，是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显著成果，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推进工作的卓越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