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册，那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往往不是荣耀加身，而是刀斧加颈。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非后人凭空杜撰的悲情故事，而是政权稳固过程中反复上演的现实剧本。

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是明目张胆的杀戮；李世民表面宽和，实则暗中削权，只是手段更讲究分寸。

至于刘备——这位以“仁义”立身、以“汉室宗亲”自居的君主，若真能一统天下，他的功臣们，命运又会如何？

很多人觉得刘备仁厚，不会对兄弟下手。

但历史从不因道德标签而改变运行逻辑。

政权一旦建立，权力中心就容不得任何潜在挑战者。

无论你是否结义、是否忠心、是否有再造之恩，只要你的存在构成威胁，清算就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刘备是否愿意，而是他是否敢不这么做。

若刘备真能扫平吴魏，登基称帝，坐稳天下，那么至少有三人，无论如何都会被清除。

而这三人，恰恰是后世眼中最不可能被猜忌的对象：诸葛亮、关羽、马超。

诸葛亮：最被倚重，也最被忌惮。

很多人提起诸葛亮，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这种忠贞形象，恰恰掩盖了一个更尖锐的事实：刘备对诸葛亮，从来不是全然信任。

从建安十二年（207年）三顾茅庐开始，诸葛亮确实为刘备指明了战略方向，提出了“跨有荆益、联吴抗曹”的隆中对。

此后赤壁之战、借荆州、取益州，每一步都与他的预判高度吻合。

但奇怪的是，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并未随刘备入蜀，而是被留在荆州，辅佐关羽。

入蜀主力由庞统、法正统领。

这本身就耐人寻味。

庞统虽有才，但归附时间短；法正更是刘璋旧部，降将身份。

刘备宁可倚重这两人，也不让诸葛亮参与核心军事行动，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

等到庞统战死于雒城，刘备才调诸葛亮入蜀。

可即便如此，在刘备心中，法正的地位仍高于诸葛亮。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实权极大；而诸葛亮仍主要负责后方粮运与内政。

更关键的是，章武元年（221年），刘备执意东征孙权，群臣劝阻无效，诸葛亮沉默不语——不是他不反对，而是他知道说了也没用。

《三国志·诸葛亮传》里有一句常被忽略的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这句话表面是怀念法正，实则透露出一个残酷现实：在刘备心中，法正的劝谏比诸葛亮的更有分量。

因为法正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他只为刘备个人利益服务；而诸葛亮心中，始终装着“汉室”。

这才是根本分歧。

刘备打的是“匡扶汉室”的旗号，但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篡汉，汉献帝并未被杀，只是被废为山阳公。

按理说，作为汉室宗亲，刘备应以恢复献帝为名起兵。

但他却在次年直接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

此举等于承认汉室已亡，自己另立新朝。

这不是匡扶，而是取而代之。

诸葛亮如何看待这件事？

史书没写，但他后来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刘备一死，他立即与东吴重修盟好，然后连续五次北伐，目标始终是曹魏，而非东吴。

他从未承认曹魏的合法性，也从未放弃“兴复汉室”的理想。

而刘备称帝，本质上已与曹操无异——都是割据称尊。

这种理念上的背道而驰，注定了两人无法真正同心。

刘备晚年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临终托孤时，说了一句极具试探性的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表面是托付，实则是设局。

若诸葛亮稍有迟疑，或流露一丝犹豫，后果不堪设想。

更微妙的是，刘备同时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受遗诏。

李严是谁？

他是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与诸葛亮所代表的荆州集团素有矛盾。

刘备此举，明显是要用李严制衡诸葛亮。

他不相信任何人的忠诚，只相信权力的制衡。

如果刘备真能统一天下，坐稳皇位，他还会允许一个心向汉室、能力超群、又深得人心的丞相长期存在吗？

答案不言而喻。

诸葛亮越忠诚，越危险——因为他的忠诚对象不是刘氏皇权，而是早已名存实亡的“汉”。

关羽：义薄云天，却功高震主。

关羽是后世公认的“武圣”，忠义化身。

但在政治逻辑里，忠义从来不是护身符，反而是催命符。

刘备若得天下，第一个要处理的，或许不是外敌，而是这位“二弟”。

关羽的威望太高了。

建安五年（200年），他在白马坡阵斩袁绍大将颜良，《三国志》明确记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

这不是演义夸张，是正史实录。

此后，他镇守荆州近十年，手握重兵，独断专行。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樊城之战，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

曹操一度打算迁都以避其锋，是司马懿与蒋济劝阻，才改用联吴之策。

这一战，关羽的军事声望达到顶峰，但也彻底暴露了他的独立性。

他发动这场战役，刘备事先毫不知情。

荆州是刘备集团的根本，关羽却能擅自调动大军北伐，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荆州已形成事实上的割据。

军令不出成都，而出于关羽之口。

士兵效忠的不是汉中王，而是关将军。

这种局面，在乱世中尚可容忍——毕竟需要猛将守边。

可一旦天下统一，中央集权，这种“国中之国”的存在，就是对皇权的直接挑战。

刘邦杀韩信，朱元璋除徐达，李世民逼李靖退隐，无不是因为同样的逻辑：功臣的威望一旦超过君主，就不再是功臣，而是隐患。

关羽的性格更放大了这种威胁。

他傲上而不忍下，善待士卒，却轻视士大夫。

这种作风在军中极得人心，但在朝堂上树敌无数。

刘备或许能靠兄弟情谊暂时压住他，但情谊终究敌不过权力的逻辑。

更何况，刘备称帝后，关羽若仍在世，地位如何安置？

封王？

那等于承认其独立地位；不封？

又寒了功臣之心。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自然”消失——或死于战阵，或病逝，或……意外。

别忘了，刘备入蜀后，关羽长期独镇荆州，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核心圈逐渐疏离。

这种地理与政治上的隔离，本身就埋下了猜忌的种子。

天下未定时尚能共患难，天下已定后，共富贵就成了奢望。

刘备不是不知道关羽的忠心。

但他更知道，一个威望盖过君主的武将，哪怕再忠，也是朝廷的不稳定因素。

他可以容忍一时，但绝不会容忍一世。

马超：西凉猛虎，天生反骨。

如果说诸葛亮和关羽的“威胁”还带有政治或情感色彩，那马超的危险，则纯粹来自他的出身、经历与性格。

马超不是刘备的旧部，也不是荆州集团成员。

他是半路投奔的降将，而且是带着强烈个人目的来的。

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联合韩遂等关中诸将起兵反曹，理由是怀疑曹操“假道伐虢”。

结果曹操反手诛杀马腾、马休、马铁等在京亲属二百余口。

马超起兵，直接导致家族覆灭。

更令人侧目的是，为拉拢韩遂，马超竟称其为“父”。

而韩遂，据《典略》记载，曾与马腾交恶，甚至可能害死马超生母。

认杀母仇人为父，只为一时之利，这种行径，比吕布杀丁原、董卓更显冷酷无情。

吕布至少还有情义挣扎，马超则完全利益至上。

他后来投奔张鲁，又因不受信任，转而投靠刘备。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汉中之战，马超率氐、羌骑兵助战，立下战功，遂得封“五虎上将”之一。

但《三国志·马超传》明确说：“（刘备）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封斄乡侯。”

实际并未赋予实权，更多是象征性安置。

为什么？

因为刘备清楚，马超的心不在成都，而在西凉。

他投奔刘备，不是效忠，而是借力。

只要曹魏存在，他与刘备就有共同敌人；一旦天下归一，他必然成为新朝的边患。

西凉铁骑是当时最强骑兵之一，马超在羌胡中威望极高。

若刘备称帝，马超若被派往西北，极可能重新整合旧部，自立为王。

若留在成都，则如笼中猛虎，时刻不安。

无论哪种安排，都是风险。

历史上，马超在章武二年（222年）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他的早亡，对刘备而言或许是一种解脱。

但假设他活到刘备一统天下之后，结局几乎可以预见：要么被调离实权岗位，软禁终老；要么以谋反罪名被诛。

没有第三条路。

刘备不会杀他于功成之前，因为需要他的威名震慑羌胡；但也不会留他于功成之后，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

马超的悲剧，不在于他是否忠诚，而在于他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刘备集团的核心——他始终是个“外人”，一个带着自己算盘的盟友。

权力逻辑：仁义只是旗帜，利益才是底色。

有人会说，刘备一生颠沛，靠的就是仁义聚人。

可细究历史，他的“仁义”始终服务于政治目标。

陶谦让徐州，他三辞而后受；刘表托孤，他拒领荆州；刘璋邀他入蜀抗张鲁，他反手夺其基业。

每一次“谦让”背后，都是精准的利益计算。

他对曹操深恶痛绝，但不妨碍他与吕布短暂联合；他痛恨孙权背盟袭荆州，但称帝前仍派邓方、邓芝联络江东。

他的行为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

在这种逻辑下，功臣的价值只存在于打天下阶段。

一旦天下已定，他们的价值就从“助力”变为“障碍”。

诸葛亮的理念不合、关羽的威望过高、马超的根基在外——三人虽类型不同，但都触碰了皇权的红线：不可控。

这不是刘备个人品性问题，而是帝制时代的必然。

开国君主若不清洗潜在威胁，政权就难以稳固。

刘邦杀韩信、彭越，刘秀削功臣兵权，李世民逼侯君集、李靖退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无一例外。

刘备若真能统一天下，他不会比这些人更仁慈。

他或许不会像朱元璋那样大规模诛杀，但对关键人物的清除，绝不会手软。

他托孤时安排李严制衡诸葛亮，已表明其真实态度：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制度与权术。

所谓的“兄弟情义”“君臣大义”，在权力面前，终究是脆弱的装饰。

刘备可以流泪送别关羽，可以托付后事于诸葛亮，可以厚待马超以示宽宏，但只要这些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的结局就早已注定。

史书没有记载刘备称帝后的政治清洗，因为他从未真正统一。

但这不代表逻辑不存在。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未能完成统一，才保全了这些功臣的名声，也保全了他自己“仁义之主”的形象。

一旦天下在握，面具就该摘下了。

到那时，没有卧龙，没有武圣，也没有西凉锦马超——只有需要被清除的隐患。

尾声之外。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街亭失守，马谡被斩。

有人惋惜马谡才高，也有人质疑诸葛亮执法过严。

但很少人想到，诸葛亮此举，何尝不是在向整个蜀汉政权宣告：即便是心腹，犯错也必究；即便是亲信，也不能凌驾于法度之上。

这种态度，或许正是他对刘备政治逻辑的继承与修正。

他知道，一个政权若不能树立绝对权威，迟早分崩离析。

他比谁都清楚，刘备若在，也会这么做——只是手段不同罢了。

历史没有如果。

刘备死于章武三年（223年），天下三分格局持续四十多年。

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败走麦城，马超郁郁而终。

他们的故事被后世美化、神化，成了忠义智勇的象征。

但回到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权力与生存交织的乱世，他们的命运，从来不由道德决定，而由权力结构书写。

刘备若真能一统江山，这三人，一个都留不住。

不是他狠心，而是他不敢不狠心。